《译林》杂志创刊号刊发的《尼罗河上的惨案》曾引发争议，却也说明，在时代的变迁中，我们对于文学的认识在不断变化。

“经典译林”系列约请众多翻译大家译介世界文学名著，人们通过看译林小说消除与全世界的文化时差。

译林品牌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从1999年至今已出版了将近140种。

《世界文学》杂志主编、翻译家高兴在日前于上海幸福集荟举行的“译林出版社30周年社庆开幕酒会”上，讲了一个多年前经历的，与该社有关的酒醉的故事。有 一回，他应邀去离新疆喀纳斯很近的一个非常安静的小城布尔津。接待他们一行的纪委主任兴致勃勃地和他谈起文学，尤其是他的老本行外国文学。谈到后来，他发 现这位纪委主任谈的卡尔维诺、王尔德、海明威等很多外国作家的书，都是译林出版社出版的。“一个地方领导在忙碌的工作之余，还能孜孜不倦地读译林出版社的 书，这让我无比感动。虽然那时我刚出了一场交通事故，还在疗伤之中，医生特意叮嘱绝对不能碰酒，但我觉得应该用酒来对译林的这位读者致敬。那晚我基本上是 喝醉了，我本身就不胜酒力，但事后回想，我觉得为译林醉了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虽然未必有多少读者为译林出版社的书酒醉过，但着实有不少读者为其深深地陶醉过。评论家李敬泽也是其中一位。去年或是前年，他收拾装满各种书籍的纸箱子 时，看到其中有一沓《尼罗河上的惨案》。“这不是一本书，而是从杂志上拆下来又订起的一沓。我真是想不出来它是怎么来的了，我希望我不是从别人的，或图书 馆里的《译林》创刊号上拆下来，然后据为己有的。但从这个例子也可见，译林出版社，包括它的前身《译林》杂志曾经怎样有力地塑造了我们对于文学的观念和视 角。而且在我的理解里，中国现代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世界文学则是内在的中国现代文学。在这个意义上，译林出版社出版的书，不仅是卡尔维诺，也包括阿 瑟·黑利《钱商》那样的小说，都为我们打开了宽阔的视野，也让我们对于文学的理解更为宽阔。”

在时代的变迁中，我们对于文学的认识不断变化，不断扩展

事实上，如李敬泽在讲话中谈及，译林出版社的前身就是创办于1979年的《译林》杂志编辑部。创刊号也正因为刊登同名影片正在热映的《尼罗河上的惨案》销 售火爆，但几个月后，该杂志就遭遇了一次挫折。时任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至，于1980年4月7日给分管领导写了一封长信，对江苏出版《尼罗河 上的惨案》《钱商》《医生》《珍妮的肖像》和浙江出版《飘》这样的欧美通俗文学，提出严厉批评。信中说：“希望出版界不要趋‘时’媚‘世’。”时任江苏新 闻出版局局长高斯表态，介绍西方健康的通俗文学没有错。加上当时趋于开放的社会形势，《译林》遭遇的这次挫折，总算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在李敬泽看来，冯至写那封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那一代人承袭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这个传统既接续西方主流的文学，又确立了以启蒙和救亡为主旨的中 国现代文学脉络。有这样的对照，他真的不会认为，像阿加莎·克里斯蒂《尼罗河上的惨案》那样的小说，应该是中国文学的正道。好在老先生生了一个气，也没有 把《译林》给消灭掉，这同样是幸运的。”以李敬泽的看法，当冯至生气的时候，年轻人却如饥似渴地阅读，这本身就说明，在时代的变迁中，我们对于文学的认 识，包括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是在不断变化，不断扩展的。

十年后，译林出版社成立。用该社社长顾爱彬的话说，三十年弹指一挥间，该社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从一间杂志编辑部成长为一家拥有立体出版格局的品牌出版 社。回望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组织。该社率先规范版权引进，引进了一批外国流行小说佳作，比如《沉默的羔羊》《荆棘鸟》等。在那个美 剧、日剧尚未流行的年代，人们通过看译林小说消除与全世界的文化时差。该社还约请到杨苡、许渊冲、郭宏安等一批译坛名家，推出“世界文学名著·古典系 列”，也就是今天的“经典译林”。诚如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王为松所言，正是《译林》以及译林出版社这样的杂志和出版社，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那一代人对 世界文学的认识。“我们是通过文字来了解这个世界的，我们大多数人英文没那么好，也很可能不懂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好在我们有王道乾、吕同六、冯至、高 兴、唐月梅等一批翻译家，把整个世界的场景带到了我们面前。他们是这个场景里的领衔主演。在他们背后，还有一个制片人或总导演，决定着整个剧情的走向，译 林出版社的领导以及编辑就起到了这样关键性的作用。”

在追读外国文学四十年后，我们有了足够的自信

译林出版社为读者提供了打开世界的一种方式。而对于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而言，文学或者说像由译林出版社等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诚如李敬泽 在题为“文学，如何让我们与世界相连？”的讲座中所言，不只是他们与世界的联系或者打开世界的一种方式，还很有可能是唯一的方式。他回忆说，小时候住所楼 上有个小姐姐搬家后，给他留了一箱子书，其中有一本是《吹牛大王历险记》，讲一个叫闵希豪森的德国男爵吹嘘他在世界上的历险经历。“这本书给我的教育是什 么呢？不仅教育我人是可以吹牛的，只要牛皮不破。更重要的是，语言是可以创造现实的。世界不仅仅是我们眼睛看到的样子，在语言和讲述中，我们也可以创造出 一个东西来，而且还可以这么有趣，这对我来说是特别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我后来搞文学，主要也是中了这本书的毒。”

文学也整个地改变了高兴的人生轨迹。高兴表示，在他成长的那个相对单调灰暗的年代，哪怕一点点文学的诗意，都会通过各种缝隙渗透出来，影响到他那一代人的 人生。“我小时候没有什么书可读。那时候，少有的几部外国电影，也是以露天电影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而露天电影对我们来说是文学的一种类型。比如说，我 最初看到的东欧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边哪怕是游击队员的接头暗号，我都看成是最初的诗歌，而且是和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紧紧结合在一起的诗歌。我 后来学罗马尼亚语，也和一部罗马尼亚彩色故事片有关。在这部电影里，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女孩，她穿着泳衣在沙滩上奔跑。这一点在现在看来极为寻常，但对当时 的我们绝对构成革命性的冲击。我由此想到，世界原来还可以是那样的，个体和个体原来可以如此不同。实际上，电影也好，文学也好，都唤醒了我们个体的觉醒。 对长期处于集体主义氛围中的我们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高兴因为学的小语种，完全可以有更多的选择，而且他一度在外交部当上了高级外交官，但最终还是因 为受文学之“毒”太深，回到了文学这条路上。

作家孙甘露走上文学之路，似乎要顺当一些。相比而言，他在那个年代里也多一些外国文学的阅读经验。让他印象深刻的有海涅的《歌谣集》，雪莱的诗集以及传 记。在比较普及的苏俄文学方面，他也读了《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托尔斯泰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当然，我们读到的都不是崭新的书， 有很多都是没有封面或没有封底的，而且因为被很多人翻阅，书页像棉花一样软。尽管如此，多了阅读外国文学的维度，对于当时的我们理解自身，应该说起到了很 大的作用。即便是在上海，我能看到的世界，也是一个比较窄的世界，阅读外国文学作品，让我修改了对于世界的认知，也让我认识到在我们日常经验之外，还有一 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仅仅是过去三十来年的时间，我们已经能够读到足够丰富的外国文学作品，换言之，如李敬泽所说，世界文学于我们而言，已是平常不过的事，对于很多受人关注的 新书，像村上春树的书出版不到半年、一年，就已在中国推出中译本。与此同时，在追读外国文学四十年后，就像李敬泽说的那样，我们在心态上也有了足够的自 信。“前些日子，我和高兴一块参加一个我们中国办的评外国文学作品的奖，从我的心态上讲，我就没把这些外国作家当成大师，反而觉得这个实在不怎么样，那个 也没什么了不起，也就抱着这样平淡的态度。但即便这样，我们也依然保持着对世界的好奇心，反倒是一些外国人固步自封，不愿意理解世界，其中也包括中国，基 本上只有少数专业的读者会读外国文学作品。相比而言，我们一直保持了充分的世界视野，这一点很重要。”

而等到无论外国文学，还是中国文学都足够丰富后，随着社会的转型，文学反而变得日常了。如今回想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在大众心目中的那种神圣感，高兴顿觉恍 如隔世。“那时候，我们会自然而然想到和女生约会时，拿一本书。我们不会因此有任何做作的感觉，而且当你这样出现在女生面前的时候，你的形象一下子会提升 很多，所以我有很多男同学在见女生之前都会做功课，拼命地背诵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我愿意是急流》那样的诗。这样的诗会很自然地出现在像《人到中年》这样的 电影里。当电影放映到关键时刻，诗歌的声音就会在我们耳畔响起来。”

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获得自己的意义

虽然如此，文学，包括外国文学，在李敬泽看来，于我们依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妨想想，已经走过快一百年的新文学是怎么来的？它一个很重要的参照系，就是外国文学、世界文学，也就是说，中国文学是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获得自己的意义的。”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外国文学依然是我们打开世界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方式。译林出版社也一直在引进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路上稳步前进。但与此同时，译林的文学板 块近年来也正在走出舒适区，向原创文学出版进发。从格非的《望春风》起步，之后该社相继推出余华、迟子建、刘亮程、阿乙等人的重要作品。而在文学之外，人 文社科也是译林出版的重要板块。在学术领域，译林品牌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从1999年至今已出版了将近140种。大众社科出版物也颇具亮点，以《伦敦 传》为开端，随后推出的一系列世界历史名城传记赢得了良好的市场口碑。

最近这十年，译林出版社还从牛津大学出版社引进了“牛津通识读本”系列，至今已出版80余种，还有两百种的出版计划。该系列延请学术大家，用生动精练的方 式向普通读者讲述一门知识的核心内容，包括：文学、哲学、历史、数学、化学、音乐、戏剧……这套书甚至已经成为很多年轻人大学选专业的指南。

诚然，译林出版社为期两天的主题活动，都是围绕其出版的书籍来做的。读者在展览中也看到了许多珍贵的名家手稿、信件、题词以及1979年《译林》的创刊号 等资料。就像《中华读书报》副总编辑王洪波说的那样，该社在中国出版版图、文化版图上有它独特的重要性，这正是它为广大读者特别看重的原因所在。“希望译 林出版社继续以精准、专业的眼光遴选优秀的世界作品，把好的思想介绍给读者，进一步助力国人打开世界、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