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馆院内汪曾祺铜像神态安然

时间：5月26日至31日

目的地：江苏高邮汪曾祺故乡

人数：30人

高邮行大事记

5月26日

21点33分乘坐Z29次赴高邮。

5月27日

9点抵达扬州站，后游神居山、悟空寺，走访菱塘清真寺，探寻盂城驿。下午3点半到达大运河边的镇国寺，四方塔巍峨壮观，令人惊喜。在运河夕阳下结束当天行程。晚餐尽享汪味馆总店美味。

5月28日

上午9点，参加汪味馆分店开业仪式。后驱车赴汪曾祺初中母校，现名汪曾祺学校，学校书记、校长热情接待。品尝汪曾祺家宴，与汪曾祺亲属交流。下午到文游台汪曾祺纪念馆，金牌讲解员老项讲述文游台过往。邀请姚维儒先生详解东门大街汪曾祺小说背景地。

5月29日

乘小火车，坐摆渡船，游清水潭湿地公园和界首芦苇荡景区。享河鲜大餐后，到《受戒》原型庵赵庄，那是英子和明海的世界。

5月30日

上午，参加汪曾祺母校城北小学少儿文学院成立仪式，后在汪味馆汪朗老师与“青睐”团员座谈。下午参观高邮博物馆。餐后坐车返回扬州，搭乘Z30次列车返京。

5月31日

早晨7点31分抵达北京站。

5月26日晚8点，“青睐”人文寻访团团员在北京站聚齐登上火车，次日上午9点到达扬州站，与汪曾祺的长子汪朗、在京的高邮籍作家王树兴以及超级汪迷苏北汇合，乘坐大巴直接奔赴汪老的故乡，开启期待已久的高邮行。

此次寻访活动自报名开始就很抢手，成功报名的汪迷不断在群里晒出自己收藏的不同版本的汪曾祺著作，表达自己的期待之情。王树兴提前几日到达高邮，精心安排了“汪老家乡文学地图游”和“舌尖上的高邮”，更令大家兴奋雀跃。

汪家子女称呼父亲汪曾祺为“老头”。汪朗和其父长得很像，人随和，说话特别有趣。高邮一行他和“青睐”会员同吃同行，常常使大家恍惚，好像就是与心目中的“老头”围坐在一起，侃侃而谈了。几天来，这位可爱的“老头”不断浮现在大家眼前，他的拿手菜，他的亲人，他的旧邻；他笔下的大淖、五小、庵赵庄……触得见吃得着，越来越清晰，亲切得让人想掉眼泪。

神居山悟空寺，高邮最高峰

27日，出来扬州站，坐上大巴，一边吃着作家苏北特意带来的汪味馆的可口包子，一边前往此行的第一站：神居山，汪曾祺曾在作品《岁月钟声》里提及这座他幼时就知晓的“神山”。到达目的地下车后，大家跟随汪朗和夫人刘阳走在山路上，树木葱郁，空气特别好。高邮开发新区的柏乃宝一路当起了“导游”，他讲的“高普”乍一听有点吃力，汪朗笑说，“讲高普还能听懂”，真正的高邮话“听都听不懂”。

路边依地势开出的稻田很精巧，一小片接一小片的，吸引大家纷纷拍照。不远处一个农妇正收拾韭菜，“好吃吗？”“好吃的！”一问一答说笑间走过石桥，变窄的小路一直通向山里，密林尽头，栅栏围住了几大片水域，波光荡漾。柏乃宝告诉大家，1979年在此开山取石，发掘出汉广陵王墓，墓穴出土后整体搬到了扬州博物馆，目力所及的这几片水塘就是最初的广陵王汉墓遗址。当时的墓址面积比马王堆汉墓还大18倍，轰动了考古界。“我记得上次来可以下到水边，还能坐船。”汪朗笑说，“这里就是高邮的最高峰了。”

一棵古树形态潇洒，伫立路中吸引了大家。“这棵树已有318年。本地有个传说，这棵古树之上曾有蛇仙，很灵气。笔杆子常来此处拜谒，沾了仙气回去下笔如有神。”柏乃宝笑着说，“汪老先生也来看过。”听闻此，同行的杨早、苏北、李建新、王道等汪迷学者纷纷上前向古树致意。

再走二三里，来到悟空寺，山间寺庙古朴清静，人不多却可见香火，汪朗笑言，“有庙就有人烧香。”说话间一阵猛烈的山风吹过，汪朗招呼，“别站门口看，吹着。高邮这么大风真没遇上过。”

悟空寺可以说是一个人的寺庙，常年由一位名叫了义的和尚住守。了义和尚表情恬淡，说话沉稳，观之可亲，大家围住他提了很多问题。了义今年38岁，20多岁来到悟空寺，诵经种菜，一年又一年，过得十分平静。他告诉大家，每年三月三，扬州、高邮有几万人过来祭拜。

母校内汪曾祺身影随处可见

28日上午来到汪曾祺曾经就读的中学：高邮中学，大厅里的雕像、图片题字，汪曾祺的身影随处可“寻见”。出乎意料的是，学校的汪曾祺陈列室里旧物比想象中要丰富得多。汪朗兄妹把汪老旧居中的书柜、书桌、床铺捐给了学校，复原了八九十年代汪家北京家中的场景，这一角最为动人。“那台收录一体机是1984年我第一次出国，去德国时给他买的，花了900马克。”汪朗说，“这张书桌是老头用的时间最长的桌子，1983年搬到蒲黄榆买的，一直用到1995年。他平时就在这张书桌上写字、画画、抽烟，你看，上面还有很多烫痕。上面的台灯、笔筒都是他原来用的。那个书橱用的年头也长，里面的书也是跟着一起过来的。”一张小小的单人床，上面摆放着汪曾祺当年的铺盖，床单、被套、枕巾有些发白，样式看起来也有年头了，“这张床70年代我们在甘家口住的时候就有了，家里地方小，后来在蒲黄榆一直用，这张床他睡了几十年。”

一面玻璃柜里展示的手稿难得一见，汪朗打趣道，“老头写东西不留底稿，这些都是夹在书里的手稿，运书柜时连书一起运来的……我们要是知道还想留着呢！”校长赶紧接茬儿，“摆在这儿您就拿不走啦。”“还是摆在这儿好。”言罢，汪朗低头看了很长时间。

从高邮中学驱车来到一家餐馆——汪味馆分馆，今天是开馆吉日。汪朗是被邀请来剪彩的。他风趣地说：“我记着去年汪味馆总馆开业时我就祝兴旺发达，没想到分馆开得这么快，今天就继续祝汪味馆进一步兴旺发达。”

餐馆一层大厅主墙贴满了与汪曾祺有关的老照片，大家纷纷要求汪朗讲讲照片背后的故事。“我们家没把他当回事儿，都是家里人用傻瓜相机瞎照的。这张是我俩妹妹。那张是老头70多岁时候，当时我40多岁了。”汪朗指着照片笑着说。

照片里老头做的菜也一一被破解，“那是油条塞肉，这个汤里的鱼丸应该是外边买的，老头不会做鱼丸。”现场还出现一个难解之谜：一只蓝色塑料袋里装的是什么？汪朗想半天也回忆不出，倒是想起来“那个破盘子被王树兴拿回去做纪念，瓷儿都磕了，却当了宝贝”。汪朗机锋一转，“我们家装修时王树兴特别有心，全都划拉走了。”引得众人哈哈大笑。汪朗感慨道：“照片放大了还能看出点东西，那是汾酒的盖儿，老头爱喝酒，他的好酒都留给客人，苏北喝了不少。”杨早在一旁打趣补充：“苏北不仅喝了老头很多好酒，而且最羡慕的是汪家记忆力好的基因。”有会员问老头生日在家怎么过？“他自己都是按阴历算，就是正月十五，他愿意按阴历过，好记。我们就每年全家团聚一块过了。他家几个人生日都特巧，他姐是七夕，他爹是九月九重阳。”汪朗边回忆边笑，“我们家就我做饭还学了点。开始我给他打下手，一般他也不愿我帮忙。后来我就取代他了。这个下的功夫多，可能我比较馋。”

离开汪味馆，来到文游台里的汪曾祺纪念馆。汪朗指着陈列告诉大家，“老头整个书房原样搬到这里，都是他生前用的东西。这个写字台用了两年，书也是家里原有的书。《史记》《汉书》是老头‘贪污’的，他要写汉武帝，好像是人文社提供的一套，最后也没写成。那个沙发岁数比我还大，是我姥姥去世时分割给我妈妈的家产，60年代从上海运到北京，后来一直在老头书房里放着。苏北去我们家坐过好几次。”苏北随之回忆了他到汪家的感受：“对这个沙发印象深，还对一个铜的芭蕉叶形状的烟灰缸印象很深。”在纪念馆汪朗不时与老头旧物“见面”，让人不忍打扰。汪朗说老头：“烦的时候从不拿孩子出气，有时他冲自己发脾气我们还批评他，你不能这样！”杨早颇为感慨：“为什么汪曾祺的文字有这样的魔力？每次你心情特别郁闷、沮丧的时候，他的书翻两页，立马就会疗愈，这个很难得。我始终觉得是一个精神的源泉，你在进步，汪曾祺在前面等你。”

汪味馆里品尝地道“汪家菜”

汪曾祺是真正的美食家，会吃更会做，高邮的菜品在他笔下出了名。在汪味馆听过汪朗生动的“看图解说”，更对汪家菜充满了期待，品尝正宗的“汪家菜”成为此行重头戏。

高邮最出名的是咸鸭蛋，汪曾祺曾撰对高邮的腌蛋赞不绝口，“颜色细而油多，高文端公最喜食之。”双黄咸蛋一上桌，颜值就先吸引一圈手机拍照。高邮咸蛋入口细腻，又沙又软，令人回味无穷。

汪味八碟里的油浸蚕豆油绿喜人，嚼起来清香满口，不禁使人想起汪曾祺对蚕豆的描述：“我的家乡，嫩蚕豆连内皮炒。或加一点切碎的咸菜，尤妙。”更令人难忘的是一道凉拌马兰头，与豆干一起剁碎摞成圆柱，用筷子撮一小箸，一股奇异的菜香和着又嫩又韧的豆干，越嚼越上瘾。“马兰头用开水焯过，加酱油、醋、香油凉拌……”汪曾祺几句简单的描述，真的像是“吃到了春天”。

最让人惊喜的莫过于《异秉》中的蒲包肉，“用一个三寸来长直径寸半的蒲包，里面衬上豆腐皮，塞满了加了粉子的碎肉，封了口，拦腰用一道麻绳系紧，成一个葫芦形。煮熟以后，倒出来，也是一个带有蒲包印迹的葫芦。切成片，很香。”蒲包肉刚上桌，并未引起众人的关注，及至服务员报出菜名，众人才恍然，如果不看装它的蒲包，光凭想象很难理解蒲包肉妙处。

汪味馆的菜不光味道好，摆盘也精美用心。石锅炒米炖鸡蛋用木匣子端上来，里面是一个飘着米香的砂锅，迫不及待地盛一勺，“蛋羹里合着米香！”“太好吃了！”这款嫩滑的炒米蛋羹被团员评为最爱。

汪老自己发明的一道拿手绝活“塞肉回锅油条”别具一格，特别吊人胃口，吃到嘴里才体会到那种外脆内糯的口感。店里把油条揣肉配着汪豆腐一起上，汪豆腐黑白分明，起了个很美的菜名叫“日月同辉”。

一道干贝萝卜头，尽显汪老做菜的不二法门，“粗菜细作”。小红萝卜入口即化又吸收了干贝的鲜美，不由得想起汪老请人吃饭做菜时花的小心思，“做菜看对象，要做客人没有吃过的，才觉新鲜。”

汪味馆分馆开业也是汪氏家人从各地赶来相聚的好日子，汪朗特意请汪家人和“青睐”的汪迷见见面聊聊天。汪曾祺82岁的弟弟汪曾庆最年长，他和汪曾祺的小妹妹一家一直住在旧居，义务接待了很多上门来访的汪迷。妹夫金家渝很健谈，他告诉大家，这些年他接待的汪迷来自世界各地，这让他很感动。汪曾庆精神很好，和汪曾祺长得很像，说话也风趣，“我不会写文章，天生会画画。我跟汪曾祺最像的，是会画画会喝酒，他回来最喜欢喝酒的。”

汪朗的表哥赵京育特意从外地赶来，他是泰州中学的数学老师，他补充说：“表弟(汪朗)刚才开玩笑‘吃老头的稿费’，但我们更看作是汪家人一次难得的聚会。”他告诉大家，汪家的故居正被围起来进行改造，“现在拆的那一片地是祖屋的外围，其实两家老人住的老房子只是汪宅角落的一点点。明年再来就能看到接近于故居全貌的纪念馆，可以感受大舅作品中的环境。”他深情回忆，“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大舅送我一个儿童手风琴，那时玩具很少，印象很深。”几次到北京时去看舅舅，都是舅舅亲自下厨做饭，他感到很不好意思，当年舅舅得知他上大学还高兴地说：“你怎么学的数学！”年纪比汪朗小却长一辈的汪家小叔叔说，“我喜爱所有喜爱汪曾祺的人，觉得你们都很亲。”

午饭后大家来到了汪老的故居，旧乡邻姚维儒先生从小在这里长大，对汪老文章里的场景描述很熟悉。他带着大家从故居竺家巷出发，沿汪老上学的路，走走停停，找寻旧时的店铺。得意楼、如意楼已不复存在，保全堂药店面貌大变，但姚维儒能准确指出它们当年的位置。东大街是汪曾祺作品中描绘最多的文学场景，从留存下来的一些老屋，豆腐店、草巷口、烟店、米店、剃头店、东升油面店、老中医“李花脸”……汪老笔下的那些店铺依稀可见，人物也像复活了一般。姚先生特别给大家手画一张路线图，将汪老作品的文学图谱以及童年生活场景细致入微地呈现出来，他不时用自己独特的视角补充，“前面一个澡堂有100多年了，汪曾祺曾经去过的，是目前保存到现在还在使用的，老人都还去那里洗澡。”“我的幼儿园就在这里上的，我还记得前面米厂炒米。”“阴城那时是坟茔，都是乌鸦、野兔。”

三四公里的路走下来，听说是汪迷寻访团，不时遇到热心的人搭腔，一位自称熊先生的老人很激动，他说家里四代开宝康医院，老一辈对汪家很熟。他喜欢汪曾祺的文章，“写的都是确有其事，他方言的味道好，还能创造语言”。走过汪老当年的上下学必经之路，感受到很浓的烟火气，汪曾祺曾经说“这些店铺使我闻嗅到一种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大家感同身受的同时不禁感叹，真的是这样每天走每天看的感动，后来才能写出故乡那些很美的小城故事吧。

在大淖边，虽然早已不是那个下乡的小码头，但坐在水边，大家接力朗诵《大淖记事》，那一瞬间，仿佛看见巧云撑着小帆板出现在水中央。

穿过两条巷子，就来到《异秉》里写的王二家的蒲包肉店铺。王二的孙媳妇现在经营着店铺，门脸的显著地方贴着孙媳妇和汪朗的合影。店铺在故居新址对面，很多当地人来买蒲包肉，大家看见蒲包更能理解到书里写的妙处，不禁纷纷买上两三只解馋。二子孙媳妇长相甜美，收钱、切肉，手脚麻利，生意很是兴隆。

依《受戒》索骥，一路寻到原型村庄庵赵庄

5月29日来到界首镇，乘小船穿行在迷宫一样芦苇荡间，京剧《沙家浜》有关芦苇荡的唱词就是汪曾祺根据在此地的生活经验酝酿出来的。大家在船上唱起《沙家浜》里的名段，可能是旋律优美，一条大鱼跃进船舱来欣赏，引得一片惊呼。离开芦苇荡，驱车半个多小时，依汪曾祺名篇《受戒》按图索骥，一路寻到原型村庄庵赵庄。大巴车开不进村里，土路又细又长，徒步走了很远，路边都是麦田，村人在路边收集晒干的菜籽，菜秆堆成了小山。

接近村子尽头，路边出现一个小寺庙，红色的铁门上写着“慧园寺”，门脚立着一方小小的石碑。“第一汪迷”苏北曾几次来此访问，据考证就是《受戒》里荸荠庵的原型。寺庙不大，院里晒着青蚕豆，墙边放着手推车、锄头、铁锹一应农具。寺里智隆和尚今年86岁，耳聪目明，坐在厨房里和大家聊天，面前的暖水壶、豆瓣酱和用塑料小筐扣着的饭菜，不看僧衣，就是一个生活很日常化的老人家。

30日一早，细雨迷蒙中来到城北实验小学，这间创办于光绪年间的老校，是汪曾祺深爱的母校“五小”，那一句“这是我的小学，我亲爱的，亲爱的小学！”曾使多少人泪目。这座“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毋忘化雨功”的城北小校园里，黄墙黑瓦，飞檐斗拱。汪老笔下的五小校歌“一个字都没动”，至今依然被孩子们传唱着。

今天也是北小喜庆的日子，校友王树兴与汪朗多次联系、筹备的汪曾祺少儿文学院今天成立。诗歌、朗诵，汪曾祺的作品在舞台上被师生演绎得淋漓尽致，汪朗兄妹挑选了一些书目赠送给学校，并捐了3万元发展基金。汪朗动情地说：“刚才唱歌的时候我流了很多眼泪，因为老头写得很形象：孩子们使劲唱的时候，像玻璃一样的声音，震得树叶和屋瓦好像都在唱歌。刚才我又找到了相同的感觉。”他说：“90多年前我的父亲汪曾祺在这里接受了六年扎实的现代教育，培养了他文学的初步兴趣，没有五小的经历也不会有汪曾祺日后的文学成就。父亲生前对城北小学有很深的感情，作为后人我们有责任把这份感情继承下去。这次是我妹妹选的书目，基金出自老头的稿费。”

汪曾祺曾说：“我是在水边长大的。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作品的风格。”连续几日沉浸在水乡小城，一路走走停停，脑海里不断浮现出汪曾祺笔下的场景。只要你读过汪曾祺，看到这些店铺，你的记忆之门就会打开，眼前出现的各色人物，音容笑貌真切动人。一菜一掌故，一花一世界，如同穿越到旧时光的人间烟火之中，最终到达的已经不是地理上的高邮，而是童真和感动。文/本报记者李喆

汪朗谈老头

“他的文字表达

早早就过关了”

28日午饭后，诸位嘉宾和“青睐”团员围坐在汪味馆二楼，听汪朗谈他家亲爱的老头汪曾祺。

我们也纳闷他的时间都从哪儿来的，原来不以为然，后来一想，他每天各种事情一堆，还能写出那么多东西，而且显得非常心平气和，关键是他时间安排得比较好。另外就是他写作的效率非常高。他写东西有一习惯，先想，想通了再落笔。他每天真正的写作时间大概也就两三个小时。有时候他端一个茶杯，喝一口愣一会儿。我说就跟老僧入定似的。我妹妹说老头又直眉瞪眼了。这时候他谁都不理。想完了就开始写。他写东西非常流畅，中间没有什么打磕巴的时候，一般一遍就成稿了，不像我写东西开一个头就两三钟头是吧？原来用稿纸，得撕半沓子，他不会干这个的。

他没太教过我们，因为他觉得我们不是干这行的。他认为文学不是教出来的。这么多年，他给我改过一篇作文，还有一个标题。

他认为我们不是干这行的料，用他的话说就是不是嗑这棵树的虫儿。这话开始不是指我们，是说总来我们家的一个所谓文学青年，最后给老头说烦了就给他约法三章：第一我不是你的老师，你也不是我学生；第二，你不许在外边说你是我学生；第三以后我不给你看稿子。因为他看了半天，实在觉得他出不来，聊天时就说他不是嗑这棵树的虫儿。他没和我们说我们也知道，我们也不是嗑这棵树的虫儿。

他平常会讲一讲他读书写作的体会，你能从中悟出一些东西来。他读韩愈的文章，说其中有文与气的感悟，他文章里也说过，但是他会专门拎出来跟你谈一谈。他不是教育你，就是谈他自己的体会。看了南朝沈约有关音韵的文章说，一般做文章或写诗词，要前有浮声后有切响，平仄要协调。他的文字表达早早就过关了，之后就是如何使用的问题。

我们家的一个特点就是没大没小，但只限于跟老头，跟我妈就不敢，我妈管得比较严，老头比较好欺负。我印象里跟我从来没有急过。他还有一个明显的优点，绝对不会把外边受的气带回家，一次都没有。有一段他特别不痛快，回家喝完酒就撒酒疯，说今后再不写东西了，拿菜刀说我要剁指明志，然后就在那儿画画，画的很多是八大山人的风格，自己把气儿出了就好一点。

那时候我在工厂，我写信给他做思想工作，我说我相信你没有什么问题。他还挺接受我。在家里也慢慢地给他排解，排解不了就高压：“老头不许这样！”

我们家挺讲亲情的。他那时候被弄去扛煤，弄得一身全是煤。我记得特清楚，他的棉毛裤回来洗，先在盆里泡，一会儿盆底就是一层黑末子。后来我妈怕我们受牵连，因为我比较大，她就和我讲，讲老头的历史问题、右派问题什么的，目的就是让我明白必要时候要划清界限。我当时也是一根筋，就说你在这儿说我，干吗他回来你还天天给他买酒喝买肉吃的？我妈说你是你我是我。我说咱们相信群众相信党，什么时候给他做了结论，说他是反动分子要划清界限再说，反正现在是没法划。他那时候在家确实没受什么歧视。实际上“文化革命”好多人是因为家里头造反了，最后的一根稻草不存在了，自杀的多数因为此。

他原来唱昆曲，京戏也还行，后来他的牙掉得差不多了，跑风漏气，就不怎么唱了。他老吹牛，说自己嗓子特好，但从来没听他唱过。他可能觉得我们不懂，他也犯不上。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喜欢他的作品，一个是他的东西有意美化生活，让人看着不难受。因为大家的压力都比较大，更多的想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增加一些知识，让自己的心灵平和，他的作品比较契合这样一种心理。再有他的作品能看出中国文字的魅力，简简单单的表述方式写得清清楚楚。他的作品不深，但是很精致。他自己对此有追求，每一个词的使用都有格。

但他平时说话只是说一般的话，写作就习惯性地变成那样的表述方式。在家里他也不是老有话，聊天聊到他感兴趣的才说。老家的事他不怎么说，说到西南联大他就来劲了。他细节记得特别清楚，把当时的场景，包括当时人说话的语调全都能复述出来，逗得你捧腹大笑。他什么都能学出来，包括方言。

水，漫过高邮史，也漫过汪曾祺

◎杨早(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这是二十年间，第四次去高邮。每次回去，心情都大不同，收获也大不同。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去高邮肯定不是出于旅游景点的吸引，毕竟扬州、苏州、南京这些重点旅游城市都离得不远，到高邮也还没有火车。不管是对于“青睐”的团队，还是我带去的三位研究生，他们的寻访都与“汪曾祺”有关。“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本是高邮的两张名片，而汪曾祺在当下的阅读热度，正在方兴未艾。恰好他又是我定义的“城市传记作者”。不知有多少“汪迷”、汪曾祺研究者心心念念，想亲身来看一看《受戒》中明海出家的菩提庵，《大淖记事》中的大淖，《异秉》里王二卖熏烧的保全堂，《戴车匠》《八千岁》里的老街，《徙》里高北溟执教的五小……或许看了之后，多少会有些失望，但正如“顶级汪迷”苏北所言，小说里的地名与人物立时变得鲜活起来，不再是凭空想象。

而我的身份，比较多重。我既是一个汪曾祺的研究者，也算是高邮流散在外的子孙。虽然从小没在高邮呆过，但户口簿、学生证上明晃晃的“籍贯：江苏高邮”总是一种印记与提醒。

1987年，生长在四川的父亲头次回高邮。当时汪曾祺自然已是文学名家，但还没有今日的地位。因此父亲去高邮，还是为了追寻从小在曾祖母、祖父、三祖父口中听得太多的故乡。他在游记里写道：

站在汽车站前面的公路上，往南，可望见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净土寺塔；往东，可望见文游台。西面有三条马路通向城内：居中一条通至北门口，两旁是机关、住宅和商店，可算作新城的中心。北边的一条环城而行，接通继续北上的公路。南边那条马路通向旧城东门。三条马路都是新修筑的，我挑了南边那条路进城。

城门口是县立中学，似颇大，未入。过县立小学(今名实验小学)，记得父亲说过他曾在此就读，便入内看了看。房屋大抵还是解放前或五十年代所建，没有什么新的气象。

父亲看到的高邮，三十二年来，变化当然巨大，但旧城格局仍在。他那年去高邮，最想看的是造成这座“盂城”(高邮县城低于运河与高邮湖水面，形似覆盆而得此名)的大运河，只因“祖母在世时常常说起，运河高邮段河床高于街面，发大水时河面竟与城墙一般儿高，一旦堤溃，水头势不可挡，淹至屋檐。人们只好蹲踞在迭起的八仙桌上，或坐进洗澡的大木盆，随水漂去。结局可想”。

这次看运河故道，夕阳西下，渔舟二三，波光映日，柳影婆娑，于清风碧草中徜徉，大略很难想象1931年大水决口时城为泽国，人为鱼鳖的凄惶图景。只是我每逢走到运河堤上，总会想起父亲当年在此的“招魂”：“魂兮归来，祖父！魂兮归来，祖母！魂兮归来，絅叔！你们远离故乡，颠沛流离，饱经苦难。愿你们魂归故土，永得安宁！”

关于那段家史，也是大时代中平凡家庭的常见“运命”，不必细说。此次去高邮，我想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何以清末至民国，总是发生“保堤”“保坝”之争。

据新编《高邮县志》，自明万历十九年(1591)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的357年间，高邮共发生127次较大水灾，平均不到三年就发生一次。苏北淮河流域一带经济、文化的发展，一直无法追赶苏南，最大的原因就是水灾频繁，里下河农民连种稻也只敢选“三十子”“吓一跳”这样的品种，这类稻种收获期早(五月底我们在菱塘一带已经见到早稻收割)，稻秆高，但产量很低。里下河长年选种这类早稻，只为了避开夏天很可能爆发的水灾。

而且，高邮等地的水灾，不仅仅是天灾与地形所致，还跟河官、盐官之争有关。河官要保田安民，主张尽早尽快泄洪，而盐官与盐商为了保证北上的漕运，始终要保证大运河的水量。一到多雨季节，这种冲突就会异常剧烈。一旦高邮湖水与运河上游暴涨，就有可能引致“淮水归海”的决策——说穿了就是让大水漫过高邮、兴化等地，流入黄海。至于这一带的田地房舍，人口牲畜，就只能自求多福了。

一般人读汪曾祺，很容易留意到他的文字里有大量水的意象，汪曾祺自己也说：“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但汪曾祺也在《自报家门》说明“我们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然而“水有时是汹涌澎湃的”。高邮的水，暴烈起来让人难以想象。因此“水”对高邮地域文化性格的影响，必然是双重的，既有柔软、平和、沉静的一面，也有变动、激越、无常的一面。

比如我们这次去清水潭度假村，看到的都是水平如镜，千鸟翔集，林壑幽深，曲径勾画，谁能想到，自北宋到民国，这里是运河堤防最险之处，历代记叙不绝如缕，明万历年间，高邮州判官罗文翰为保大堤，被洪水吞没，州民集资建有罗公祠以为纪念。同治五年(1806)，清水潭大决，决口宽达三百八十余丈(1200多米)，二十里范围内人船无一幸免。汪曾祺的曾外祖父谈人格有《清水潭决纪事》记叙此事：“可怜千万村，浊浪迷高低。富家得船去，余劫归犬鸡。贫者不及迁，汩没如凫鹥。”

像这样的例子，在高邮历史上不知道有多少。实地访察之后，我终于更能明白与体会“水”之于高邮的意义。作为一名研究者，要理解高邮，理解汪曾祺，如果没有这种“跳出来”的眼界，我想还不能全面地理解汪曾祺笔下的“水乡”意蕴。爱好者当然可能集中心神于追寻美，体味美，但看见一些历史的惨烈之处，正如“乐景写哀，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或许更能珍惜汪曾祺笔下的诗意与温情。

汪老，荸荠庵永远留在《受戒》里了

◎杨晓光

喜欢汪曾祺的《受戒》。用汪朗的话说，“《受戒》写的其实是破戒，老爷子藏了点小坏。”写的是小和尚明海受戒，其实是描摹当时乡下寺庙的日常——讨老婆，喝酒，吃肉，杀猪，打牌，攒钱，买房子买地。嗯，就是戒条上有的，全都可以不当回事，把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当和尚，是职业，跟做泥瓦匠、劁猪匠一样。明海顶着脑袋上的新戒疤坐船回荸荠庵，撑船的英子问他：“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海的眼睛鼓得大大的，小声说“要——”如此“毁僧谤佛”，《受戒》却写得鲜活生动，非常可爱。芦苇荡里，明海和英子，一对情窦初开、私订终身的小儿女，永远定格了我们对于大运河水乡的浪漫想象。

1937年，17岁的汪曾祺逃难躲进庵赵庄，借住在菩提庵(村民们叫作荸荠庵)，一边准备复习考大学，一边读小说。43年后，他发表了小说《受戒》。他说，这是他做的一个梦。

70多年之后，那水乡、那庵赵庄、那荸荠庵、那明海和英子的世界，都还在么？

我们很俗，爱汪老爱到姥姥家。母鸡多年前下了一个好蛋，多年后，吃蛋的人还非要去看看母鸡下蛋的地方。

跟着汪朗，跟着超级汪迷苏北、王树兴、杨早、王道，我们走进了庵赵庄。

那个荸荠庵还在，哦，应该说是改革开放后恢复起来的，现在叫菩提寺了，就是一个农家院，只不过多了佛像和香炉，很简陋。只有一个老和尚智隆，86岁了。我们见到他时，混浊的大背心，趿拉着鞋，和村里的老头没啥区别。还是他的闺女过来帮他套上黄色的僧衣，看上去才比较“职业”了。菩提寺的小院里，晒着刚收获的菜籽和豆子，他的妻子和女儿在忙活着。

《受戒》里写的荸荠庵，门前一条河，依稀还有模样，旁边一个打谷场，看不出来了，荸荠庵里的天井、假山石、白果树、高大的柳树、大殿、厢房什么的，统统不见了。菩提庵原来有六个和尚，能放“半台焰口”(放焰口就是为亡灵超度)现在只有一个智隆，半台焰口？半台的半台也放不成了。

智隆就是庵赵庄的人，一家四代吃斋念佛。他还算是村里的文化人。小时候，在爸爸的督导下念过7年书，“《诗经》《论语》《孟子》都读过，还每天写帖”。但是，他一直没有出家。直到他62岁，去甘肃永明寺受戒，正式出家，有了主持寺庙的执照。回来和村里商量，恢复菩提庵。按照他取得的“资格证书”，菩提庵升格为菩提寺了。这之前，菩提庵已经成为小学校很多年。“要感谢邓小平的百花齐放”，智隆由衷地说。

如今，在这乡下的小庙里，佛事多是做超度的，拜的都是地藏王菩萨，和当年汪曾祺写《受戒》时一样。不一样的是，以前，荸荠庵有土地，雇人耕种，还可以放债，和一个地主差不多。庵里的账目往来很多，专门有个明白的和尚管账。现在打理这个简陋的小庙，“一年要大几千”，光靠地里的庄稼不行，庙太小，平日也没啥香火，就指着做法事的收入。智隆的女儿说：“别看他86岁了，身体好着呢，一听说有人请他去做法事，跑得快着呢。”这个小庙，全靠智隆一家人的劳作，要不，智隆的妻子说，她是这家的佣人呢。智隆想把小庙传给同样吃素的儿子，儿子并不想接班，这是智隆比较闹心的一件事，菩萨也帮不上忙。

算了算，86岁的智隆，在汪曾祺来庵赵庄避难那一年才4岁。他当然不是明海，也没有明海聪明伶俐。但他知道汪曾祺，虽然并没读过他的小说。我们的拜访，是这个小庙来过的最远最多的客人。他准备在菩萨面前拜拜，念念经，为那个写了庵赵庄、菩提庵叫汪曾祺的作家好好超度。

出了慧园寺，我们有些失望，它太简陋了，如果当初荸荠庵就这个样儿，汪老还能写出《受戒》么？但是，我们也踏实了。运河千载，悠悠流过，这里的人们还是那样生活。人死了，需要超度，就会有和尚做法事。和尚和老师一样，是一种职业。吃素、把斋、念经、超度，和农民撒种、除草、打药、收获一样，是基本的敬业。

西斜的太阳照在明晃晃的稻田里，菩提寺外的树荫下，我们坐成一排，朗读起《受戒》……

(本版摄影/李建新“青睐”团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