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汇编的《巴金译文集》(共十册)新近上市。(浙江文艺出版社供图)22卷《草婴译著全集》。(上海文艺出版社供图)“翻译家的工作不是‘搬运’别人的作品，它可以成为一种影响社会、开启灵魂、建设心灵的事业。”因此，经典译著不光是简单的语言转码，也成为中国新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读者打开看世界的一扇扇窗制图：冯晓瑜

最近，文学大家巴金、草婴的译著全集陆续面世，引发广泛关注。

全新汇编的《巴金译文集》十卷本新近上市，精选巴金一生翻译的经典译作，如屠格涅夫《木木》《普宁与巴布林》《散文诗》，高尔基《草原故事》《文学写照》等。刚出版的《草婴译著全集》收录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草婴毕生翻译、创作的作品全编，共计22卷约700万字，草婴生前的最大心愿终于达成。

沉甸甸的大部头，呈现了名家翻译全貌，许多读者和学者第一时间在朋友圈晒出书单。这批经典的名家名译为何让人念念不忘？不难发现，这些大家堪称“多栖型”选手，他们对外文作品的翻译与自身文学创作或理论研究，彼此成全，相得益彰：翻译滋养了创作文笔和思想，而审美底蕴则让译笔更加风格化、个性化。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陆建德看来，研究、翻译和创作三个领域的彼此滋荣，正是这些名家名译为人称道的重要原因。“比如，翻译家冯至本身是诗人、作家，他的抒情诗曾得到鲁迅的赞赏；法文翻译家李健吾也是多产剧作家、散文家……这一代大家在不同领域精益求精，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们一辈子的翻译、研究和创作，都是对对象的致敬、消化与传播。”

翻译创作研究彼此滋养成全

——从文本选择到译文书写，透出翻译家的文化视野与人文情怀

傅雷说，译文如择友，一旦选定对象，必然待之以诚，译之以勤。近百年来，一波波外国文学翻译热潮造就了许多成就卓著的文学翻译家。将毕生精力投身俄罗斯文学的草婴，此前却从未有翻译作品和著述全部汇编成文集出版，这与其在中国翻译史上的显赫地位是不相称的。因此，《草婴译著全集》甫一出版，就牵动了文学界视线。

全集从诸多方面反映了草婴作为翻译家的文学追求和内在情怀，也展示了他的翻译思想和美学理念。

草婴翻译的托尔斯泰，被称颂最多。他以一人之力完成《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翻译，这一壮举在全世界都独一无二。不少学者感叹：草婴的中文干净、简练、不拖沓、有韵味，读草婴的感觉“就像在读托尔斯泰原著”，在中国读者中产生极大反响。

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刘文飞曾说，草婴的翻译与他对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彼此交织、渗透，从草婴选择的文本到他翻译的字里行间，都透出翻译家的文化视野与人文情怀。

如果说草婴的翻译离不开他对俄罗斯文学的深刻洞见和专业鉴赏，那么巴金则将翻译中的收获“反哺”创作。

“其实，巴金先生的翻译跟创作量差不多同等，他从事翻译的时间可能比他写作更早。”评论家陈思和说，巴金很多时候是从理想、信仰角度选择作品，这是巴金特别的视角，也是他译作具有特殊价值的地方。比如，巴金没有专门翻译过托尔斯泰，多是偏爱的屠格涅夫、高尔基等。有时读巴金对屠格涅夫的隔空致敬体现在“客厅对话”上——巴金一些小说上演了男女在客厅辩论爱恨的故事。“屠格涅夫最擅长的恰是客厅里的故事，对人的感情互动处理得很细腻，写得非常动人，这对巴金影响很大。巴金小说里不少场景也是通过客厅来阐释的。”陈思和说。

从这个角度不难理解，翻译往往是“拣来别人的武器，长成自己的肌肉”。巴金先生生前直言：“我翻译外国前辈的作品，也不过是想借别人的口讲自己心里的话，所以我只介绍我喜欢的作品，用我的译文去打动更多人的心。”

“有的作家的翻译跟他的创作是对抗的，巴金恰恰相反，他的翻译跟创作是融合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举例谈到，巴金翻译了尤利·巴基《秋天里的春天》，而他自己写过《春天里的秋天》，书名就像绕口令一样。

不止是语言摆渡人，更是审美鉴赏者

——优秀译著融汇进入汉语，成为文学传统的一部分

作家冯骥才曾说：“翻译家的工作不是‘搬运’别人的作品，它可以成为一种影响社会、开启灵魂、建设心灵的事业。近百年来，翻译家们不常常是中国思想史的主角吗？”因此，经典译著不光是简单的语言转码，也成为中国新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读者打开看世界的一扇扇窗。这让人想起上个月去世的翻译家童道明，他被称为“中国戏剧界最懂契诃夫的人”——如今国内上演的契诃夫四大戏剧和其他作品，几乎采用的都是童道明译本。

在复旦大学教授王宏图看来，巴金、茅盾等大家的翻译，尽管从技术角度来说可能不是尽善尽美的，但他们的译著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塑造中国新文学的进程，促进了美学理念的传播。比如巴金译著融汇到了汉语当中，甚至成了我们文学传统的一部分。

今年新版亮相的《周作人译文全集》，译文本身也很耐读，透着译者浓厚的美学倾向。该全集编者、作家止庵说：周作人翻译作品的特色有三：一是选目，一是译文，一是注释。周作人文风淡朴典雅，注文详尽而极富见地，他精通古希腊文、日文、英文等多种外文，追求直译风格，自家又是散文大师，能自如传达原著意味，具有审美情趣与研究价值。同时，周作人为译文所加注释在译作中占很大比例，不妨看作是对相关外国文学与文化问题的重要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