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诗词文化是我们文化中的重要构成，而自20世纪，中华诗词文化无论是从道统、政统，还是从文统、学统上都面临了巨大的冲击，并一度被边缘化，但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号召的提出和近些年一些对于诗词文化发展的利好政策的制定，中华诗词在当今的历史中处在怎样的方位，面临着什么问题，应该怎么样看待中华诗词文化多重多种的价值本位，这都是我们所需要回答的。

成立于2011年9月的中华诗词研究院，隶属于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是以诗词创作研究以及文化交流为主要工作内容的文化单位。该院自2014年启动“中华诗词年度发展报告”项目，目前已陆续编撰出版《中华诗词发展报告2015》《中华诗词发展报告2016》《中华诗词发展报告2017》，2019年6月，《中华诗词发展报告2018》编撰完成并出版。

《中华诗词发展报告2018》由中华诗词研究院组织撰写，来自中南民族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教师、中华诗词学会诗家学者和青年学者参与此项工作。该报告包括总论、诗词创作、诗词理论、诗词文献、诗词教育、诗词文化活动等内容，相对客观地描绘出年度诗词文化工作的图景。

《中华诗词发展报告2018》

报告也对2018年诗词界涌现出的新趋势和新现象进行了梳理，如据报告显示，2018年度诗词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如聚集各类重大事件的写作成为潮流，如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有一批展现时代风貌的诗歌出现，而2018年11月，随着武侠小说家金庸的去世，各地的诗人亦自发悼念热潮，悼亡诗词创作的数量与质量比往年有了很大提高，是为年度诗坛的重要事件。

此外，文化语境不同，传统的诗学话语已不能完全适应当代诗词的审美批评，它需要在自身发展的框架中做出演变与更新。宋湘绮在《中华诗词研究》第四辑发表《当代诗词审美学研究纲要》，阐述了当代诗词审美学构建的价值意义与理论框架，建议从方法、材料以至理念方面重新定义当代诗词审美学。

此外，传统的诗词雅集与结社不断回潮，基于网络技术，诗词的学习和教育方式有了巨大的改变，如书中写道的：微信公众平台在诗词文化及与提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超过300万粉丝的“诗词世界”微信公号，设有“诗词日课”、“诗享课堂”、“诗词写作”、“免费好课”等精品课程，累计开课1500余节，参加诗词写作及鉴赏性质讲座的人累计超过130万人次。其他诗词组织与诗词社团也陆续通过公号进行诗词创作教学，展示学员的创作成果。诗词文化类手机APP开发，也是近两年诗词发展的一个亮点。

除了这些较为表面性的、现象性的问题，中华诗词的发展仍旧要解决许多重要的问题，如在现下的语境中如何构建诗词的合法性、探求诗词在构建时代文化中的特殊意义，考评诗词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功用。追问新时代传统诗词回归百姓日常生活对当代社会主流文化建构有何积极意义和影响，如何用巨量的诗词文化资源塑造当代社会民众的精神品格、育化新时代的精神文明？

而如何看待百年诗词的流变，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传统诗词进入现当代文学史的关键点在哪儿，当前需要重点做哪些工作，以及如何有效地促进当代诗词的经典化，当代诗词的写作如何呼应时代关切，如何整体评价当代人的传统诗词写作，如何书写和定义当代诗歌美学等等，都是需要一代诗词创作者和研究者们所需要共同注意的。

为了探讨和回答上述问题，同时也对新一版的中华诗词发展报告进行评述，7月20日下午，中华诗词研究院和中国书籍出版社联合召开专题座谈会，会议由中华诗词研究院副院长杨志新主持，《中华诗词发展报告2018》写作组组长王兆鹏，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罗辉，诗刊社主编李少君，中华诗词研究院副院长王锡洋，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马自力，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黄仁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于雪棠等参与讨论。

新、旧并举，才能获得学术空间

《诗刊》社主编李少君谈道，进入新时代之后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新诗和旧体诗的融合。新时代中国诗歌的一个特点就是亦新亦旧，亘古亘今，但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需要突出对符合这个特点的一些具体诗歌作品的评鉴，推举优秀的、重点的诗人和优秀的重点的作品，这才会有真正的鲜明的时代特点。”李少君说。

李少君也谈道：“我不太喜欢用旧体诗这个概念，喜欢用中华诗词的概念，因为它是中华文化的正统，我觉得它还是有三个问题要考虑的。第一个是时代性，我们诗刊做过一个尝试：在今年的第二期我们把旧体诗发在杂志的最前面，虽然我们创刊号一开始是发毛主席诗词，但我们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旧体诗完全被边缘化，排在最后几页，而且很少的篇幅，我来了之后就立刻改变这个。我们从今年开始准备推出《中华诗词年度选本》，另外，我们诗刊最近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联合办中华诗词复兴论坛，中华诗词和新诗并驾齐驱进入新时代的文学史，我觉得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开始。”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遇春谈道：“现在研究旧体诗在学术方面的确会遇到一些阻力，我每年有大量时间在做新文学研究，如果我把主业都放在做旧体诗词研究的话，那会面临非常强烈的阻击，像一场战役一样。所以新旧并举在这个情况之下才能够获得一种学术的空间。

李遇春教授认为，我们要思考中国传统的文化怎么创作性地转化。“现在通过线上线下，通过各种各样的诗人的创作，我觉得不同代际之间对于中华诗词作为一种传统的创作性地转化已经做出了努力，但是我们的研究还是相当滞后的，因为在我们既有的一种学院派的体制里不愿意拿出时间对一百年来的旧体文学投入精力。”

把最好的作品经典化

黄仁生对《中华诗词发展报告2018》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华诗词研究院重点是研究，并研究来引导创作：“我们现在一年有350万人写作，一年创作的诗词是7000万首，是1400个唐代的总和。中华诗词研究院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要挑出这每年7000多首里面，哪100首或者哪300首是最好的，要把最好的东西经典化。”

《中华诗词发展报告2018》第四章“诗词教育”部分条分缕析写到中华诗词学会对于诗词教育工作的推广，如：主办诗词创作比赛，积极开展讲座、研修班、吟诵活动，推动诗词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进乡村，协助各单位开展“诗词创先”活动等。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马自力对于《中华诗词发展报告2018》的第四章“诗词教育”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诗词教育里面一个核心的问题是：诗教是什么，诗教和诗词教育似乎不是一回事。诗教是文化的一种理论观念，所以在中国古代的诗教既是正统又是文统，还是学统。那么这里诗词教育和那个诗教是完全不对等的，我觉得应该正面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目前可能还不够成熟，这个问题可以正面提出来，比如我们说新时代的诗教它的核心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吗，还是什么。总而言之，要有一些核心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