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协主办的《人民文学》创刊于1949年10月，毛泽东专门为《人民文学》创刊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刊名经毛泽东提议由郭沫若题写，1976年复刊后的刊名题字在征求毛泽东的同意后，从其1962年给《人民文学》主编的信件中集字而成。《人民文学》的历任主编为茅盾、邵荃麟、严文井、张天翼、袁水拍、张光年、李季、王蒙、刘心武、刘白羽、程树榛、韩作荣、李敬泽、施战军。《人民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关键的文艺阵地，是文学发展的风向标，负责对作家提出创作上应该遵循的思想方针与艺术路线，对作家创作的基本立场、题材范围、表现对象、风格类型、审美形式进行引导与规范。《人民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的领潮者，在文学潮流的形成与更迭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人民文学》既是期刊样板和规则制定者，又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和更重要的使命——出人才出精品，推动文学持续的繁荣。

在中国当代的文学格局中，中国作家协会对文学秩序的生成与维护发挥着重要的组织作用，省市级文学期刊几乎都是仿照《人民文学》的办刊路线。作为同时具备组织、引导功能和权威性的机关刊物，《人民文学》从创刊以来其总体定位为发表艺术精湛、技巧娴熟的优秀作品的高端平台，代表中国文学发展的最高水准。只要翻阅70年的《人民文学》，不难发现这本刊物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浓缩版，那些具有标杆意义的杰作和先声夺人的领潮之作荟萃其中，珠玉满盘，令人目不暇接。

20世纪50年代，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在审美上别具一格；赵树理的《三里湾》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对“中间人物”的塑造，提供了新的美学范式；蒙古族英雄史诗《嘎达梅林》、撒尼族长诗《阿诗玛》从多民族文化的宝库中开掘出具有持久魅力的文学宝藏；还有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和孙犁的《铁木前传》，其中鲜活的人物至今闪烁着人性的光辉。60年代，冯至的《白发生黑丝》、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汪曾祺的《羊舍一夕》、西戎的《赖大嫂》等作品，从不同向度回应现实，推开了一扇扇穿越时空的精神之门。

新时期初期是《人民文学》的爆发期，激情燃烧，用文学想象点燃思想的火炬，点燃报国的情怀。刘心武的《班主任》是新时期文学的报春花，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是改革文学的破冰船，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是标举科学精神的灯塔，徐怀中的《西线轶事》重塑了军事文学和战争想象，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对城乡关系进行敏锐的观察与睿智的沉思，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以忧伤的诙谐反思社会的浮沉与人性的异化，还有周立波的《湘江一夜》、张弦的《记忆》、何士光的《种包谷的老人》和《乡场上》、王蒙的《春之声》、李国文的《月食》、从维熙的《雪落黄河静无声》、汪曾祺的《故里三陈》、陆文夫的《围墙》……这简直是流转不息的精神盛宴！这些在文学史教科书中和大学课堂上经常被讨论的作品，组队从《人民文学》的平台走入读者的内心，汇入时代的涛声。

进入80年代中期，谌容的《减去十岁》、林斤澜的《矮凳桥传奇》、张炜的《一潭清水》、贾平凹的《黑氏》各领风骚，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孩子王》、李锐的《厚土》、郑万隆的《老马》等作品为“寻根文学”开山筑路，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孙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坛子》、残雪《山上的小屋》、莫言的《红高粱》《欢乐》和《爆炸》、余华的《鲜血梅花》、格非的《风琴》等作品为“先锋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刘震云的《塔铺》《官场》和方方的《白雾》是“新写实小说”的重点作品。在鲁迅文学奖设立以后，不妨来看看《人民文学》首发的获奖作品：第一届——阿成《赵一曼女士》、陈世旭《镇长之死》、何申《年前年后》、李国文《涅槃》，第二届——石舒清《清水里的刀子》和鬼子《被雨淋湿的河》，第三届——毕飞宇《玉米》、孙慧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魏微《大老郑的女人》、王光明和姜良纲《中国有座鲁西监狱》，第四届——田耳《一个人张灯结彩》、葛水平《喊山》、郭文斌《吉祥如意》，第五届——王十月《国家订单》，第六届——滕肖澜《美丽的日子》，第七届——肖江虹《傩面》、弋舟《出警的日子》。当然，还有更多没能获奖的佳作，如群星错落，闪烁七彩光芒。

《人民文学》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中短篇小说重镇，受篇幅限制，长时期只能对长篇小说割爱。《人民文学》曾经以节选的形式发表过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老舍的《正红旗下》、茅盾的《锻炼》、邓一光的《天堂》等长篇小说，直到2007年第10期才首次完整刊发第一部长篇小说——麦家的《风声》，此后依然是优中选优，推出的长篇小说数量极少。以2010年为例，发表的长篇小说仅有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张翎的《金山》、刘亮程的《凿空》、陈河的《沙捞越战事》、郭敬明的《小时代2.0之虚铜时代》，而且大部分是节选，完整刊发的每年往往只有两部左右。令人惊叹的是，《人民文学》首发的长篇小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有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毕飞宇的《推拿》、李佩甫的《生命册》、徐怀中的《牵风记》、陈彦《主角》。2019年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的有赵德发的《经山海》和陈毅达的《海边春秋》。长期的短板如今不断出彩，已然有领军风范，显示出《人民文学》的深厚底蕴与强劲实力。在诗歌文体方面，随手翻阅，就能看到艾青的《光的赞歌》、邵燕祥的《中国的汽车呼唤高速公路》、郑敏的《秋的组曲》、叶延滨的《黄土谣》、北岛的《宣告》《自昨天起》、顾城的《给安徒生》、杨炼的《飞天》、海子的《麦地与诗人》、昌耀的《青铜之美》、章德益的《西部诗稿》、于坚的《事件与声音》、翟永明的《静安庄》、西川的《虚构的家谱》、张枣的《空白练习曲》、欧阳江河《最后的幻象》等，这些诗作与时代进程同频共振，为我们保留了中华民族心史的图谱和作家个体情感的琥珀。至于散文，茅盾、沈从文、巴金、丰子恺、冰心、萧军、郑振铎、李健吾、秦牧、袁鹰、周瘦鹃、范烟桥、孙犁、梁衡、周涛、余秋雨、王充闾、苇岸、祝勇、庞培、刘亮程、周晓枫、李娟等作家不同时期的作品，既显示了编者的包容，又显示了不同世代变化的文心与不老的真诚。还有老舍、郭沫若、曹禺、夏衍、陈白尘等作家的剧本以及何直(秦兆阳)的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都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余响袅袅不绝。1978年，《人民文学》刊发了新时期第一篇科学幻想小说——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这个新颖的小说类型如同初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向“科学的春天”献礼。2010年第2期，《人民文学》开设“非虚构”栏目，和50年代的“特写”遥相呼应，敏锐地把握了涌动于现实地层之下的审美潜流，以此“容纳多姿多彩的书写活动”，发掘“这其中潜藏着巨大的、新的可能性”。

多种文体争奇斗艳，全面开花，这种景观是《人民文学》超群出众的独家本领，延续了在“百花时代”奠定的特色。“百花文学”的大多数代表性作品都刊发于《人民文学》。“百花文学”几乎覆盖了所有文类，小说、特写、诗歌、杂文、话剧、评论等多种文体都涌现了特色鲜明的佳作。各种文体形成内在呼应，从不同角度关注现实问题，都以现实主义精神为内在灵魂，又能够发挥不同文体各自的优势，相映生辉。值得注意的是，“百花时代”《人民文学》封面百花争艳的系列图案，在某种意义上成了“百花文学”的一种精神象征。事实上，《人民文学》正是新中国文坛上最为夺目的一座文学花园，其中展示的文类风格、语言方式、主体选择，都浓缩了各个时期的文学精华。

《人民文学》不仅是领潮者，还是文学新生力量的持续发现者。茅盾在《创刊词》中就对文学普及和人才培养功能有专门的阐述：“积极帮助并指导全国各地区群众文学活动，使新的文学在工厂、农村、部队中更普遍更深入的开展，并培养群众中新的文学力量。”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而言，文学期刊对潜存的文学可能性的发现，比追捧名家力作具有更加值得称道的文学史意义，发现文学的新生力量是编辑工作的创造性的集中体现，其前瞻性成为文学波涌不息的活力源泉。《人民文学》从来不缺名家的追捧，编者对此也有清醒的自觉。1985年第3期《编者的话》中有言：“有人讥讽《人民文学》是‘名人文学’，它可能反映了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不足。我们将努力改进，但这绝非编者的初衷，也不尽符合事实。”正如编者在1994年12期的《江山代有人才出》一文中所言：一家能够引领文学潮流的文学刊物，应当是“老一代名家青春永驻、迭长新枝的百花园，是创作队伍主力军龙腾虎跃、大显身手的演武场，是文坛新秀初试锋芒、崭露头角的点将台”。

新时期初期，《人民文学》发表的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莫伸的《窗口》、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叶蔚林的《蓝蓝的木兰溪》、王润滋的《内当家》、柯云路的《三千万》、张抗抗的《夏》、北岛的《宣告》、顾城的《给安徒生》都是这些文学新人的成名作。从1984年到1986年，中国文学呈现出百舸争流的新气象，多种风格的交相辉映打破了齐声合唱的单调与沉闷，新人辈出的态势更是激发出文学创造的勃勃生机。这一时期，阿城的《树桩》和《孩子王》、李杭育的《土地与神》和《草坡上那只风筝》、乌热尔图的《堕着露珠的清晨》、梁晓声的《父亲》、张炜的《一潭清水》和《海边的雪》、张辛欣的《回老家》、蒋子丹的《昨天已经古老》和《今夕是何年》、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等，为热闹的文坛吹入清凉的新风。贾平凹这一阶段发表于《人民文学》的重要作品有《秦腔》《黑氏》《龙卷风》，此前他还发表了《鸟窠》《夜籁》《小城街口的小店》《连理桐》《黄陵柏》，1982年和1983年各发了两篇，成了《人民文学》重点关注的青年作者。王安忆最早在该刊发表的作品是《从疾驶的车窗前掠过的》(1980年6期)，随后陆续发表了《窗前搭起脚手架》《我爱生活》《麻刀厂春秋》《阁楼》。铁凝在1982年7期发表了《短歌》，随后相继发表《构思》《银庙》《近的太阳》。这些重要作家大多凭借其具有审美冲击力的作品，在《人民文学》开放的空间中展示卓尔不群的艺术追求。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为“现代派”前卫的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作为先锋文学代表作的《红高粱》、残雪的《山上的小屋》、马原的《喜玛拉雅古歌》、洪峰的《生命之流》、孙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坛子》，显示出《人民文学》的敏锐眼光和非凡远见。

在发掘新生代作家时，《人民文学》既重视作品，也力推作家，用跟踪性的扶持来推动其艺术探索。从1993年到1998年，《人民文学》对新生代作家的推举具有系列化、规模化、点面结合的特点。韩东、朱文、鬼子、李冯、东西、徐坤、李洱、毕飞宇、邱华栋、丁天、鲁羊、刁斗、红柯、荆歌、徐小斌、海男频繁亮相，展示新的灵感、才情和活力。1998年设立的“本期小说新人”栏目推出了部分70年代出生作家的作品，入选“本期新人”的作家有周洁茹、徐庄、艾伟、戴来、魏光焰、石舒清、陈继明、朱文颖、张弛、谢宏、刘玉栋、李浩、王方晨等，像艾伟的《乡村电影》、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刘玉栋的《我们分到了土地》均出手不凡。2002年新设的“新浪潮”栏目专门推出首次在该刊露面的新人，2002年9期推出重点发表新诗人作品的“诗歌特大号”，2003年又推出年度性的“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2005年开始和《南方文坛》联手推选“年度青年作家、批评家”，2007年11期推出“青年作家特大号”。2017年开设的“90后”栏目陆续推出崭新的文学面孔和充满锐气的新作品。2016年第9期“青年小说展”的头条作品是肖江虹的《傩面》，编者在“卷首”中流露了执著于发现的热情与责任感：“本期的‘青年小说展’，显现了年轻作家表达文心、世相、成长、奇幻等多方位上的多彩多元的艺术能力。我们为他们的创造而感佩，为他们的厚实而欣慰，为他们的才华而点赞，为他们的清新而欢悦，更为他们未来无尽的可能而心怀羡慕和热望。”正如施战军在杂志创刊65周年之际所言：“在老作家苍天大树般的荫庇下，希望开出新的妍丽花朵来。”

可能性与文学的未来视野密切相关，不断成长的新人是文学保持活力的源泉。作为领潮者，《人民文学》必须高瞻远瞩，对新生力量的发掘是用文学预见编织未来文学图景，而且对于中国文坛具有全局性的示范意义。作为发现者，《人民文学》为自身发展注入连绵不息的后劲与艺术潜能，以后浪推动前浪，激活文坛的创造激情与创新活力。艾青在1986年2月为《人民文学》题写卷首语的时候，有这样的形象表述：“蚕在吐丝的时候，没想到会吐出一条丝绸之路。”《人民文学》的编辑确实以吐丝的形式苦心经营，经过几代人薪火相传的努力，编织出中国当代文学绚丽而壮观的历史长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