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现场

地处黄河西岸的延川县文脉充盈、人才辈出，古有“文出两川之说”，今有“文化大县”、“作家县”之殊荣，涌现出了路遥等文坛巨匠，并带动激励一大批人走向文学创作道路。延川奇特的当代文学现象，与1972年创办的文艺小报《山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份由曹谷溪、路遥、白军民、陶正、闻频等人创办的县办刊物，不仅影响和引领着几代延川人的文学梦想，其知名度还辐射到全国和海外，在上世纪70年代创造了发行28.8万册的奇迹。

在路遥诞辰70周年的日子里，重新对《山花》现象和以路遥为代表的延川作家群这一文化现象展开多方位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12月3日，第二届“《山花》现象与路遥精神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阎晶明，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钱远刚，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李震出席并致辞。梁鸿鹰、吴秉杰、李炳银、李朝全等十余位专家学者以及延川县相关负责人与会，共同就“《山花》现象与路遥精神”展开讨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主持研讨会。

路遥的精神遗产

阎晶明致辞

阎晶明在致辞中说，路遥精神是当代文艺特别需要学习继承并努力实现的精神，而路遥的文学成长和精神成长与《山花》杂志分不开。《山花》与路遥既是一种现象，也共同孕育了一种精神。把这种现象的独特性和代表性总结出来，把这种现象的价值和脉络挖掘出来，把路遥精神的成长经历和其中的内涵价值讲清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阎晶明提到，《山花》培养了路遥这么优秀的作家，说明对刊物的评价最终还是看它对文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和价值。《山花》作为一种现象，给了我们巨大启示，这种现象蕴含的精神在人民当中具有很强的普及性，发挥了薪火相传的作用。他说，路遥精神还有许多实质性的文学内涵、艺术高度和思想深度有待进一步挖掘和继承，要让人民看到路遥的成就和高度，更要看到成就背后的执著和坚韧。《山花》现象和路遥精神再次证明了文学是一项坚韧的事业，作家要耐得住寂寞，勇于在寂寞中坚持和坚守。

钱远刚致辞

钱远刚认为，共同缅怀追思路遥，回顾他的创作道路和创作成就，探讨路遥的文学精神，总结《山花》杂志的办刊智慧和经验，充分肯定《山花》杂志长期扎根农村现实沃土为文学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对推动文学从“高原”向“高峰”迈进，具有重要意义。路遥的创作与《山花》杂志密不可分，与改革开放伟大的历史实践密不可分，路遥用生命创作《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等多部经典名著，扎根时代土壤，回答时代课题，与人民同行。我们要学习和弘扬路遥的创作精神，开掘这种精神所蕴含的意义，以传世之心对待创作，克服浮躁，精益求精。

何向阳致辞

何向阳以“路遥的精神遗产”为题做了主题发言。她将路遥留下的精神遗产总结为三点：人民情怀、时代感知和艺术坚持。她说，文艺要反映好人民的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提出的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在路遥诞辰70周年的这天谈论路遥，首先要谈的就是路遥创作中的人民性和他的人民情怀。路遥以身为普通劳动者而自豪，以写出反映人民生活和创作的文学，并在人民中间获得价值认可作为作家最大的光荣，这种精神值得我们传承和发扬。

放到历史语境中研究《山花》现象

作为《山花》创办者之一的曹谷溪和陶正深情回忆《山花》杂志早期的创刊历程。曹谷溪回忆说当年路遥特别喜欢和北京来的知青交流，其中陶正对路遥影响最大。他提到，路遥和《山花》的贡献在于视读者为上帝和把衡量文学作品的权力还给人民大众。陶正回忆说，《山花》原来是本叫“工农兵定弦我唱歌”的诗歌小册子，有一定的政治价值，但缺少文学价值，不过在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年代，它让创作在高原上自由绽放。他坦言，与当时的《山花》相比，真正值得研究的是改革开放后的《山花》通过一代代作家不自觉的努力，《山花》成为了延川县重要的文化品牌。他同时说，有责任给后人留下一个真实的路遥，既不要笔墨亵渎，也不要发表溢美言辞，对于《山花》同样如此。

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30周年之际，文艺政策有所松动，全国各地有文学梦想的人都在办小内刊，《山花》即是其中之一。评论家牛玉秋曾在《延河》杂志编辑部与路遥共事三个月，对路遥非常了解。她认为不能把历史想得过于简单，应当转变当下研究《山花》的视角，将其放回到历史语境中去。“《山花》不是单独的个例，它代表着一种普遍的文学现象。”

李震是《山花》研究最早推动者之一，他对两年前举办的第一次《山花》现象研讨会印象深刻，会议的研究成果后来发表在重要刊物和媒体上。他介绍说，《山花》的研究相对于另一个同性质的文学群体——河北“白洋淀诗群”的研究起步较晚，后者很早便进入文艺批评和文学史的视野。他认为提出《山花》现象意义重大，不然这一重要的文学现象就要被人淡忘。现在举办第二次座谈会，继续深入讨论《山花》现象和路遥精神的关系，有很大价值。

“路遥把握了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他的作品既有乡土情怀也有时代精神，时代主题不断变化的特点在他作品中得到呈现。”评论家张志忠从语言形式的角度分析《山花》现象。他认为《山花》有地域传统，《山花》发表的诗歌是一种陕北特有的信天游，强调形象和比兴。用信天游的形式写歌颂诗，是在有意识地追求诗歌本身的厚重和价值。同时，对于重要历史事件，《山花》都会做专题，有捕捉时代气息的敏锐感。

《山花》对路遥的影响

《山花》见证了路遥的文学起步，路遥在延川创作的诗歌、散文、小说等不少都发在《山花》上。一些评论家认为，《山花》和路遥的关系就像童年给人的影响一样，一个人开始接触文学时的经历对他一生的创作都会有影响，《山花》见证了路遥成长为大作家的过程。《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则提到，《山花》与其他文学报刊一样，作为文艺的园地，对文学创作、文学人才的培养、文学素质的增强，乃至社会风气的传播、地方软实力的提升有重要作用。他建议，文学机构多给予文学内刊鼓励和养分，帮助基层青年作家茁壮成长。

“《山花》对路遥有什么意义？”评论家李建军自问。他认为，这个问题既不可过度阐释，也不能忽视。在缺乏文化滋养的年代，《山花》点燃了文学青年们的激情，帮助他们掌握基本写作能力，起到镜与灯的作用。他强调，《山花》不可能成就后来的路遥，路遥的伟大在于超越《山花》，从俄罗斯文学中获得滋养，这表现在路遥作品中的大地情怀、伦理精神和对时代的反省。

李朝全认为路遥和《山花》相互成就，路遥在《山花》上发表的早期作品对他后来取得的成就起到了奠基作用。路遥对文学有一种纯粹的献身精神，他的写作是投入的、执着的。路遥对土地、时代和生活有一种真诚的热爱，他愿意为平凡的土地画像和表达。路遥的作品在今天依然有启示意义，它们表达了作家与时代、人民的关系，具有深厚的现实意义。吴秉杰则表示，《山花》作为基层杂志培养了像路遥这么伟大的作家，的确不可思议。他表示，路遥的文学成就不仅是学习和创作的结果，也与他一直追求的情怀有关。

评论家李炳银说，文学自有它的足迹。“路遥有今天这样成就与《山花》和延川这块土地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山花》对路遥的影响和支持，尤其是那些看不见的精神鼓舞在路遥作品中全都有所体现。”评论家邓凯以布罗茨基的著名诗句“一匹黑马,它来到我们中间寻找骑手”说明《山花》的价值。《山花》虽然培养了路遥，但路遥奋力突破了这块狭小地域，抓住人生际遇，通过文学改变了命运。他认为，路遥的写作善于把个体命运置入宏大的历史背景，用一种革命现实主义的手法书写更深重的历史暗影。

重估路遥的文学价值

袁新文回忆自己中学时读《人生》时的情景，那还是在学业非常紧张的时刻。后来他在广播里听到《平凡的世界》，上大学，他又从头到尾把《平凡的世界》听了一遍，越听感触越深，从更深层次理解了路遥。他认为路遥精神更多是一种对文学的情怀，这在现代社会尤其难得，因为许多职业不再需要情怀了，只需要时间和精力。文学与此不同，文学需要情怀，作家要耐得住寂寞，才能创作出精品。

李云雷说，路遥在早期《山花》发表的文章呈现出另一个路遥，《山花》时期的路遥与后期路遥形成有很大关系，两者之间形成了断裂。“《山花》时期的路遥研究还不够，将两者并置起来研究，看到路遥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我们文学研究有积极作用。”梁向阳也表示，路遥的文学创作意味着断裂，文学史的叙述往往关注延续和继承，而不是断裂，路遥在《山花》时期的创作值得重点研究。

评论家徐刚谈到文学史接受的问题时，认为上世纪80年代纯文学观念形成后，强大的自下而上的群众阅读与精英阅读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抗关系。重新发现路遥，对反思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研讨会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陕西省作家协会、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共延安市委宣传部、中共延川县委、延川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与会人员合影

图片由主办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