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巴金先生115周年诞辰。在这一年里，我们看到了对于巴老各种形式的纪念，听到了许多来自作家和各界人士诚挚的话语。中国作协主席、作家铁凝：“在历史和时代的洪流中，巴老始终是一盏明亮的灯，守护着爱、正直、真实、奉献等美好的价值。”复旦大学教授、评论家陈思和：“巴金翻译的作品大多数都跟他的理想接近，通过翻译把他的信念传递给大家，读巴金的翻译与他的创作是完全一致的。”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评论家毛时安：“这是(巴金《随想录》)一个思想老人、文学老人在生命夕阳下的精神沉思和内心独白。这份沉思和独白融铸着他丰富的人生和贯穿其一生的单纯的理想。”

12月24日，在这充满温情和感动的一年即将落幕之时，纪念巴金先生115周年诞辰座谈会暨2019收获文学排行榜颁奖盛典在安徽蚌埠举行。因为《收获》而走上文坛、为人所知的作家，受益于巴老文学精神的文学后辈们汇聚在一起，共同纪念和仰望这一棵伫立在他们的文学道路上、长久地提供荫蔽的“大树”。

“他那一代的作家对我们的精神生活、对我们的文学越来越重要”

“巴金先生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他对中国文学、对上海文学的贡献，和所带来的那份财富，我们今天还在深深受用、受其滋养。”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伟表示。这份财富，既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在如今存世的大量文学作品，和巴金、靳以两位先生创立至今已62年的《收获》杂志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一路走来的清晰脉络；而无论是作品中传递出的文本意蕴，还是为作家、为编辑家和翻译家的巴金先生以毕生精力投身文学事业所昭示的精神品格，从不是某种渐行渐远的事物，其内蕴和生命力正愈加彰显。“巴金先生的影响力可以说‘逆势’生长，又不是固守陈规，而是在坚持中发展，在这一点上，传承他精神的《收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模板，其成功经验值得思考。”原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汪澜表示。也正如《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所说，年轻时，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巴金先生那么重要，“在人到中年、又往老年走时，才发现巴金先生和他那一代的作家、文学大师对我们的精神生活、对我们的文学越来越重要”。

在写作十年之后，作家弋舟的父亲终于接受了儿子以作家身份在世界谋生的可能，他唯一的期待，是希望弋舟做一个体面的作家，“做巴金先生那样的作家”。“他希望我活得正直、正派、端庄，这是巴老在我父亲那一辈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形象。他们和世界的关系并不完全是剑拔弩张的对立，而有着对巨大的现实规律的尊重。”弋舟说，“在《收获》的传统之下，无论外界风向如何，有巴老这么一个正直正派的文学前辈的存在，心里多多少少是踏实的。”

无论是日常工作的亲密交往，还是来自父辈的言传身教，如今身在文学现场的许多作家，或多或少与巴金先生有着精神上的联系。正如作家邓一光至今清晰地记得的一幕——1991年的青创会上，巴金先生那句振聋发聩的寄语：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听到这句话时，下面有两三秒很安静，突然掌声雷动，平复了一下以后，又响起掌声。接下来的两三天时间，大家议论最多的就是这个话。”这样一句平白的话语，是巴金先生一贯的质朴风格，但在邓一光看来，却构成了包括他在内的许多写作者毕生都在追求的两件事。“对我来说，一直要往前走，也未必能做到这两件事，但一定要努力去做。”

“巴金先生是作为‘五四’精神重要的传递者存在的”

在复旦大学教授、评论家张新颖看来，“做实事”这三个字贯穿了巴金先生的整个编辑生涯。在上世纪30年代，他以《文学季刊》《文季月刊》《文丛》，把当时出现的新生作家推出来，将“五四”第一代作家所留下的传统接续下去，推动“五四精神”继续向前走。之后，无论是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至新中国成立期间，出版了我们所熟悉的现代文学史上的诸多作家作品，还是后来创办平民出版社，推动包括普希金、雪莱、拜伦等在内的诗人诗作的翻译出版，“在有限的空间里，巴金先生所创造的文学资源的影响力，影响了几代人”。

“如今我们看《收获》的第一期目录，鲁迅、老舍、沙汀、艾芜、冰心……那一批不仅是名家，也是老作家。可以说《收获》一创刊就敢于保护和珍爱从‘五四’一代传承下来的文学力量，将其中的文学传统和文学精神延续下来。”张新颖表示，“包括复刊之后发表张贤亮、张辛欣这一代作家的作品，背后的精神是一样的。巴金是《收获》的精神支柱，这种支柱的含义不止于巴金个人，而是巴金所带来的‘五四’以来现代文学的传统，这样的传统至今延续在《收获》身上。”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评论家何平的判断，也映证了这一点：“巴金先生是作为‘五四’精神重要的传递者存在的。”在他看来，许多上世纪第一个十年出生的作家，都有对自己人生的反思。“巴金不是一个个例，应该放在这批人中观察和思考，‘五四’精神遗产是怎样被转移到1980年代的，这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话题。”在《随想录》中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中，巴金先生曾反复说：我绝不忘记先生。“文中写到写作与生活的关系，也谈到文品和人品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巴金先生以及他所创办的《收获》所继承的是一笔‘五四’的精神遗产。”从文学研究的角度，何平提出，巴金于上世纪30年代在激流三部曲之外，曾写了一系列特别具有先锋性、探索性的中短篇小说，“作为现实主义作家，他在早期创作中特别具有先锋性的这批东西，我们的关注不够，研究得不充分”。

“进入现代中国以后，巴金晚年写作光辉灿烂的一面，是对自身的反思。”中山大学教授、评论家谢有顺表示，“回顾某个时间段时候，在巴金所经历的那个时代，只要他的形象存在，就有一种光亮、希望和勇气，有让我们温暖和奋力前行的东西。在精神上，我们要重新认识巴金的这一笔遗产。他在作品背后的力量，和把心交给读者的诚恳，这些都是文学的本义所在，让人既感敬佩，又觉得特别温暖。”

“他那一代的青春和我们这代的青春，区别在哪里？”

对于更年轻的一代作家来说，需要思考的问题，也许是今天为什么我们依旧需要巴金。“巴金先生对我们来说曾经是知识、是符号，只有在阅读深入时才变成具体的人。在时代前行的过程中，总是需要有人对时代进行投射和思考，巴金先生就是这样的人。”《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作家方岩表示。他坦言，对年轻一代来说，读《家》也许已经不能心潮澎湃，但他依旧能感受到巴金先生写《家》时努力寻求与时代共振的真诚和朴素，“这种宏大的真诚的想法，在今天的写作中是缺失的，也可能是故意回避的”。对他而言，巴金先生的存在，更像是在历史通往未来的路途上所需要不断添加的时代精神和支持，是一种养料和原料，“这对我们所在的时代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讨论现代文学史，其实是一个青春的文学史。已经进入文学史的重要作品中，很多是在作家二三十岁时候所写的，有特别青春的色彩在其中。我们常常拿这个‘青春’去批评当代的写作者，巴金那一代的青春和我们这代的青春，区别在哪里？”华东师大副教授、评论家项静认为，其中的核心在于责任和勇气：“上世纪30年代巴金先生最重要的勇气是突破封建枷锁走向个人，晚年则表现在将扭曲的自我修复成正常的自我，这些都是青春和责任的表现。”

在这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评论家杨庆祥所关注的，是巴金先生在精神维度上的复杂性。“巴金先生喜欢克鲁泡特金的自传，这就是一位精神构成非常复杂的作家，对一切拥有自己的审美判断，不是迎合，也不是应对，而是以对话来校正时代的倾向。这也是‘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他看来，不被外在思潮、外在价值所动，而是拥有个人强大的主体性、个人性，并以此来与时代对话。在这其中，时代与个人之间会产生丰富、强大、多维的图景，“这是需要我们来继承和扩大的东西”。

下午，2019《收获》文学排行榜颁奖盛典举行，为今年上榜30部作品的获奖作家一一颁奖。另据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潘凯雄表示，新版《巴金全集》已经进入编辑收官阶段，预计将于明年年底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

活动由《收获》文学杂志社、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延芳《收获》文学专项基金理事会、蚌埠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上海湘江实业有限公司承办，合作方上海文艺出版社、阅文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