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现代悲剧观念学术研讨会”在浙江杭州召开。本次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的形式，吸引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岭南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50余位专家学者，共同讨论现代悲剧问题。本次会议影响力较大，最高在线人数超150人。

“现代悲剧观念”研讨会会场

在当代，尤其是在自2019年底开始发生的新冠疫情引发的巨大的社会性悲剧事件中，一种以现代悲剧文化为特征的新的文明类型和社会机制正在生长。为了更好地吸取现代文明成果，并在历史地超越现代性视域逻辑和范式中探索中国现代悲剧理念的形成与发展，讨论现代悲剧观念很有必要。

本次会议由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中华美学学会马克思主义美学专业委员会主办，浙江省美学学会、浙江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心承办。会议主要围绕中国审美现代性与现代悲剧观念、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理论结构、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比较研究等议题展开讨论。会议开幕式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王杰主持、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韦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丁国旗副所长致辞。

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王杰主持会议

中国审美现代性与现代悲剧观念

悲剧现代性是悲剧研究的前沿话题，如何在历史视域中给现代悲剧定位，是能否将传统悲剧进行现代性转换的关键。东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宋伟在《“世界历史”与悲剧现代性：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悲剧美学》的发言中指出，马克思将悲剧美学的思考至于现代性的历史视域之中，其最鲜明的是“巨大的历史感”，即宏阔的“世界历史意识”。马克思批判性地继承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将“世界历史变革”作为现代悲剧冲突的根本矛盾，阐发了现代悲剧的本质及其特征，赋予悲剧美学全新的现代性历史意义与价值。马克思紧密围绕“历史与悲剧”这一核心议题，深刻地探讨了悲剧美学的现代性问题，使西方传统悲剧观念获得了现代性的转换，为当今时代的悲剧理论探讨提供了极富启发意义的思想资源。

如果说，现代悲剧相比传统悲剧自有其特性，那么它能从传统悲剧中转化而来就足以说明两者的共性。这种共性，在文化中国学刊总编辑张子夜看来，就是“逾越”。在《悲剧的“逾越”和审美的回归——论后冠时代开放的美学观察窗口》中，张子夜指出，“逾越”是人类文明从古至今的一个永恒课题。悲剧文化中的“逾越”故事，人类文明中的“逾越”现象，涉及了人类进行反思并且救赎的根本问题。而“后冠时代”有可能打开封闭已久的人文观察窗口，让我们完成审美的回归。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教授谢柏梁将悲剧分为广义和狭义，狭义的悲剧特指舞台悲剧，广义的悲剧则是“对人类个体、对偶、家庭、国家、种族等所有苦难的审美呈现”。在当代社会，后者的意义尤为重要，它为人们意识到“什么是悲剧”做出了明确规定。至于悲剧的审美主体，谢柏梁教授认为是有同情心和哀怜癖的观众；悲剧的结局，则是使人走向责任和崇高。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咏吟提出了认识悲剧的新视角，并以此对悲剧进行了重新划分。李咏吟教授在《悲剧作为生存演绎方式及其认识转向》的发言中指出，悲剧不是文体形式，而是生存演绎方式。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由于认知方式不同，悲剧观念形成了自身的认识转向。

在对悲剧进行学理性建构的同时，学者们仍然关注时刻变化着的当下现实。在古典时期，人们只有从大自然和悲剧艺术作品中领悟崇高，但今天的崇高感在电视剧中随处可以体验，崇高的主体也由英雄变为了寻常百姓。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晶在《电视崇高感的历史性功能》中指出了电视崇高感和传统崇高感的三大区别：从题材上讲，电视崇高感是以日常生活为基础，面向世俗世界求得价值认同；从主体上讲，电视崇高感多是家庭、群体性英雄；从趋势上讲，电视崇高感在日常伦理中体现得越来越多，大有“飞入寻常百姓家”之势。最后张晶教授补充道，电视崇高感是当下核心价值观所认可的，希望有更多高质量的崇高电视剧出现。

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理论结构

会议的第二个议题是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理论结构。浙江大学传媒国际文化学院教授王杰从人类学和中西对比的角度对中国现代悲剧观念进行了奠基式的研究。在《中国悲剧观念的人类学基础》中，王杰教授以《刺客聂隐娘》和《南方车站的聚会》两部电影为例，总结当代中国悲剧观念的三个特征：通向幸福的“大团圆”结局；主人翁不是因为社会的原因，而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而陷入“边缘性状态”甚至人生绝境；命运的“逆转”不是社会性的暴力，而是某种温情性的事件。此外，王杰教授对“中国文化缺乏悲剧观念”的观点进行了反驳。针对王杰教授提出的中国式悲剧的“大团圆”结局，长江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张良丛做了进一步研究。在《中国式悲剧：大团圆审美模式再释》中，张良丛指出，大团圆审美模式是中国悲剧的底色。它贯穿传统悲剧和现代悲剧艺术，深受国人喜爱，体现出中华民族特定的审美心理。中国传统文化是大团圆审美模式背后的文化根基。天人合一、中和观念都推动这种审美模式的构造，并积淀成为审美习性流传下来。作为平民世俗审美精神的大团圆审美模式是伦理文化主宰的结果，体现出一种乡愁乌托邦的精神，给国人提供了生存的希望。

在中国现代进程中，无产阶级革命无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浙江树人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教授周锋在《从革命浪漫主义看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理论结构》中分析了“革命浪漫主义”与“中国现代悲剧观念”之间的内在关系、革命浪漫主义之“革命”的哲学含义以及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理论结构三个方面的问题，周锋教授认为，革命浪漫主义与中国现代悲剧观念这两个概念具有哲学审美意义上的同质性，革命浪漫主义是理解、阐发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理论结构的重要参照。

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基础部副教授黄茂文在《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比较研究》中梳理了十九世纪以来的西方悲剧理论对中国百年来的现代化学术进程的影响，并着重阐述了叔本华悲剧思想之于王国维、尼采悲剧思想之于鲁迅、朱光潜和马克思悲剧思想之于朱光潜的影响。

浙江传媒学院教授肖琼通过研究油画《父亲》，在《从“劳动的身体”出发：油画<父亲>中的悲剧人文主义和美学生产》中指出，油画《父亲》的出现象征着一个“神”的时代的结束和“人”的时代的开始。肖琼教授以审美人类学的场域性方法作为研究方法，从现代悲剧的视角来对油画《父亲》进行研究和鉴赏，将油画《父亲》重新置放于社会、历史、文化等多重叠合的大背景中，从而让作品画面原本单纯的个体呈现与背后多重化的社会网络关系相互指涉和相互映衬。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范秀娟通过研究“神谕”和小说《篡改的命》，在《反讽型神谕：<篡改的命>的文学人类学解读》中指出，在包括神话在内的中外文学艺术作品中，神谕是一个母题。“神谕”指来自神灵等超自然力量、主宰力量、神秘力量的预言、启示，这种预言、启示关乎未来发生的重大事件及人物的命运。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神谕不是神或人随便杜撰出来的话语，而是可以得到验证的预言和启示；神谕也不是可有可无的饰品，而是整个命运故事的支点。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林玮通过研究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在其发言《艾科的爱情：<梁祝>与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优美化》中认为，提琴协奏曲《梁祝》诞生于1958年的特殊语境中，当时的社会文化主潮缺乏悲剧和优美，显现出双重情感真空，而《梁祝》同时采用劳动人民话语、国家认同话语和普遍主义话语的“三重外衣”，获得了短暂的合法性。它用欲说还休的“无言”美学姿态，显现出中华文化的记忆乡愁。这与希腊传说中的“艾科”颇有相通之处。

本次会议吸引了众多青年学者。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后孟凡君在《智情之悲——人工智能电影的认知情感模式探析》中认为，认知情感模式与人类的社会生产发展息息相关。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人与AI的关系在社会历史实践发展过程中正在生成。人工智能电影中表现出人与AI关系磨合的种种阵痛与代价。悲剧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新的形态。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史晓林通过研究路遥《平凡的世界》，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通人的悲剧——<平凡的世界>中的英雄群像》中认为，在悲剧里，被塑造为“英雄”的悲剧主体大都来自权贵阶级，普通人只能充当喜剧里的丑角，进入现代社会，悲剧随社会的发展而进入现代悲剧阶段，对“悲剧英雄”的叙事机制也发生巨大变化。普通人开始进入悲剧，并成为悲剧的主角。这一点在路遥《平凡的世界》里都有体现。在小说中，路遥用一种“平凡叙事”成功地塑造了孙少安与孙少平这对平民英雄。在此过程中，路遥有意识地再次发展了他在《人生》里提出的“现代生活”的概念，并在《平凡的世界》里进一步提出了“现代人的痛苦”这一充满悲剧性的概念，生动再现了普通人在应对现代性中产生的悲剧性体验。

本次会议是国内首个聚焦“现代悲剧”问题研究的学术研讨会。会议从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具体案例等方面对悲剧做了全息式的探讨，对什么是悲剧、悲剧的本质、悲剧的主体和悲剧的历史等问题做了详实而有深度的梳理。此外，会议从哲学、美学、人类学等视角对中国现代悲剧观念进行了交叉式研究，为拓展和深化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建构路径做出了有价值的探索。

会议还加入了圆桌讨论环节，学者们在自由讨论中迸发出了不同往常的思路，摩擦出了思想的火花。本次会议是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及批评形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汇总，会议的成功举办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审美现代性和现代悲剧观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体现了中国审美现代性和现代悲剧观念研究的最新态势，凸显了现代悲剧观念研究对于中国当下现实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