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由于高度评价文艺事业的地位与功用，充分重视文艺工作的价值与意义，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把文艺事业作为整体事业中的重要构成，并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保证文艺工作的行进方向，激发文艺创作的不竭活力，使文艺事业在不同的时期都获得了巨大发展，取得了春华秋实的丰硕成就。

从新中国成立开启的当代文学，在党的坚强领导与正确指引下，已走过了70多年的光辉历程。这70多年的发展演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广大文艺工作者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创作出一批又一批脍炙人口的优秀文艺作品，塑造了一批又一批经典艺术形象”，“为实现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突出成就、作出这样的重要贡献，党的文艺思想与文艺方针政策的指导与引领，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回顾和梳理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与当代文学繁荣发展的关系，对于我们在“中国特色”的维度上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准确把握文艺事业的前进方向，努力争取新时代文艺的更大成绩，都是大有裨益且十分重要的。

文艺思想的指引与文艺方向的确立

党对于文艺事业历来高度重视，对于文艺工作一直十分倚重。但党对于文艺事业和文艺工作的基本认识及其指导思想的形成，也有一个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我们党在初创时期，就重视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与新文学形态的建构。1924年前后，早期共产党人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等就提出，“新文学”要“为了民众”，“激励国民精神”。进入1930年代之后，在国统区、沦陷区，左翼文艺界持续开展“文艺大众化”“文艺的民族形式”等问题的研讨与论争；在根据地、解放区，组建服务于革命战争和军民群众的各类文艺社团，形成了革命文艺的基本阵营。在这样一个革命文艺的理论探索和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毛泽东于抗战时期的1942年，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革命文艺运动上第一次明确而深刻地阐述了文艺工作的根本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给文艺工作提出“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的根本性质与基本方向。由此开始，解放区的文艺经由大众化运动不断蓬勃发展，解放后的文艺事业也沿着这一方向一路向前行进。中国文艺由此完全改颜换貌，掀开了历史上崭新的一页。

在1949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在其报告中就明确指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文艺的方向。”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论述文艺“为什么人”和“怎么为”的方向问题时，既有“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总体性提法，又有“主要是为工农兵”的重点强调。在谈到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时，他就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出了“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的判断。但在全国解放之后的“十七年”时期，尤其是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历史的回顾（简明注释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10月，第99页）整个社会文化生活日渐趋于政治化乃至左倾化之后，“为人民大众”的总体性提法不再强调，而逐渐由“为工农兵服务”取而代之。再到“文革”前后，“为工农兵服务”又进而演化成“为政治服务”，文艺的路子越走越窄。在这期间，先后有周恩来1959年5月3日的《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1962年5月23日《人民日报》的《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社论，对当时过左的倾向做出适度纠偏的努力，但仍难以改变整体性的左倾化基本走向。

在文艺方向问题上的重大调整，始于新时期邓小平在1980年的《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有关“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的论述。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就文艺的服务对象和思想方向的重大改变发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再次阐明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代替过去的“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口号的理由。由此，有关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的提法得以重新确立。新的文艺方向确立之后，便不断显示出其引导文艺健康发展的巨大功能与强劲动力。在“为政治服务”越演越烈的时期，作品内容与题材的单一化、贫瘠化，表现手法的公式化、概念化，常常弃之不走、挥之不去。而提出“二为”方向之后，不仅过去一些常有的痼疾得到了有效的克服，而且文艺的内容与题材空前地多样，文艺的表现手法极大地丰富，文艺创作很快由“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过渡到“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及至1980年代中期，在理论上以文学主体性问题和新观念、新方法为标志，在创作上以“新写实文学”和新现实主义多元化拓展为代表，文学的理论批评和文学的各类创作，都以多元多样的探求和丰富多彩的成果，相继进入到一个少有的繁盛时期。

从1990年代到新世纪，党在文艺事业方面坚定不移地坚持“二为”方向，保证了文学艺术事业在新时期的基础上的持续繁荣和不断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文化建设与文艺繁荣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面，多次就文化问题、文艺问题发表讲话，尤其是2014年10月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概要阐述党对文艺的新要求与新希望时，既抓住文艺的属性与规律等基本问题，又切近文艺的变异与走向的现状，许多论述都既钩玄提要，又深中肯綮，具有高度的思想引领性与现实针对性。讲话中谈到文艺的方向问题时，在强调“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时，又就“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属性作了新的解说，他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他还进而论述道：“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这种秉要执本又简明扼要的阐释，以“为人民”为旨归，揭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要旨与要义，也使得“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在内在精神上合而为一，统归于“为人民”的终极目标。可以说，这是在文艺的根本方向上，又一次体现新思想的新阐释。

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文艺服从于政治”，到1980年党中央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再到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在70多年的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进程中，革命领袖和党的领导人关于文艺方向的论述与论断，既有力地指引了不同时期文艺工作的发展与繁荣，又深刻地总结了不同阶段文艺工作的丰富实践与基本经验，它的适时调整与逐步演进的本身，就是党对文艺工作的认识与把握、组织与领导，不断切近客观规律，逐步走向科学的过程。

“双百”方针的实施与坚持

如何积极推动文学的繁荣，努力促进学术的发展，我们党一直在进行着理论的探索与实践的演练。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但他又指出，“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应该说，这样的原则性表述里，实际上也隐含了某种“争鸣”的元素在内。但正式而明确地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50年代初期。

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3年，他就中国历史研究问题提出了“百家争鸣”的主张。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195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报告会，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向知识界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对这样一个方针作了全面的阐述。由此，“双百”方针成为我们党领导文学艺术、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方针。

“双百”方针提出之后，受到广大科学家、文艺家的普遍拥护和热烈赞同。从当时的文学界来看，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在文学创作上，一大批来自五四新文学传统下的老作家开始了他们新的创作，写出了一批好作品，延续了自己的文学生命。在理论批评方面，反对教条主义，提倡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论”，主张文学书写人情人性，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等观点，切中了当时的文坛时弊，活跃了文学的理论批评。在当时的一些青年作家中，出现了一批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创作，如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等，描写农村现实生活和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大量出现，文学界以一个时期可喜又可贵的“回春”，显示出了“双百”方针的特殊作用与重要意义。

但在1957年6月“反右运动”，特别是“反右”扩大化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双百”方针实际上未能真正在实践中继续得到应有的贯彻执行。

“双百”方针重新成为党和政府发展科学和文艺的重要方针，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复出之后的邓小平于1978年3月16日代表党中央在《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对于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必须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展开自由的讨论。”（《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98页）在1979年10月30日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邓小平再次重申，在文艺工作中，要“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

此后，从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党的几代主要领导人都反复强调“双百”方针的意义，高度重视“双百”方针的实施。事实上，在整个新时期到新世纪，党在文学工作中都坚定不移地执行“双百”方针，使得文学创作的路子越走越宽，文学理论批评持续活跃，有力地保证了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与稳步前行。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时期之后，因为“双百”方针得到了坚决贯彻和认真执行，切实保证了文艺事业的健康而快速的发展。在新时期，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创作热情高涨。文学领域紧跟着时代生活的进步与变化，文学创作在积极反映社会生活的历史变动和人民群众的心理成长的过程中，注重古今中外文学有益营养的兼收并蓄，探求艺术表现形式的不断更新，使得文学创作在以现实主义为底色的主潮中，不同的创作主体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创作个性，整体的文学形态由此表现出前所少有的多样性与多元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双百”方针的保障下，文学进入了状态不尽相同的两个繁荣期。80年代，通过正确解决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广阔天地里，在生活领域不断开掘，在艺术表现上努力求索，在拓展现实主义创作的基础上，以引进和借鉴西方现代艺术的有益养分的推陈出新，实现了文学创作的多元化。进入90年代后，面临市场化大潮的强劲冲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通俗文学的强势崛起，文学在寻求人文精神的坚定持守的同时，以适应市场变化的种种调整，在各类文体创作中取得多样化的突破，并使建立于个性化的先锋性写作、市民化写作、个人化写作成为基本定势。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文艺创作和文艺传播的大力发展，使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新群体，出现了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文艺论述，为人们深刻认识现状，正确把握方向，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经历了70多年风云历程的当代文学，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双百”方针的有力指引下，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踔厉奋发和共同努力下，当会在聆听时代声音、捕捉时代节奏、塑造时代新人、反映时代精神的新征程中，坚定文化自信，焕发新的精神，释放巨大能量，继续奋勇前行。

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基本经验

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对文艺事业的指导，体现在多个维度和多个层面。除去文艺思想的指引、文艺方向的确立、文艺方针政策的实施这些大的方面之外，以党和政府的宣传文化部门为主导，以文联、作协的团体组织为依托，以文学出版和报纸期刊为平台的组织架构的具体运作等，共同形成了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方针、实行党的政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学体制与文化系统。

党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几十年来取得了巨大而辉煌的成就，也积攒了宝贵而丰富的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时，特别指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文艺的根本宗旨也是为人民创作。把握了这个立足点，党和文艺的关系就能得到正确处理，就能准确把握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政治立场和创作自由的关系。”“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把握住两条：一是要紧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二是要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这种精到又精要的概括，是对党领导文艺的基本经验的科学总结，反映了党在新时代的文艺工作领导方面的全新思路。

文艺工作者是文艺活动的主体力量，文艺工作者的主体性得到确立和尊重之后，才能充分高扬起精神的能动性，焕发出创作的主动性，使文艺活动的各个环节充满生生不息的活力。文艺工作者需要具有不同方面的特殊才能与个性才情，从理论批评到文艺创作，都需要出色的人才与出新的创造，这便使得文艺工作具有专门化性质与专业性特点。因此，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是推动我们的文艺事业不断走向繁荣发展的基本前提。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某些时期，由于知识分子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文艺工作者没有得到应有的信任，因而在文艺工作中对于文艺工作者的依靠，也没有真正得到落实。这一问题的真正解决，是邓小平在复出之后的多次呼吁，尤其是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在讲话中郑重阐述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使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重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知识分子的名誉得到彻底的恢复，也意味着包括文艺家在内的知识分子成为了党和国家的事业可以依靠的基本力量。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之下，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重要文艺论述中，对属于知识分子的文艺家的高度肯定、高度信任、热切期待，就显得非同寻常。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家高度肯定，体现在他对文艺家的先锋作用、标杆作用的一再强调上，他希望文艺家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还有就是，他特别希望文艺和文艺家起到对于社会精神的引领作用，他用了“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传统名言，来表达他的殷切期盼。这里，“依靠”因为内含了信赖与嘱托，显得更具使命感，更有崇高性。可以说，文艺家的地位与作用，被提高到如此程度，被寄寓如此厚望，是前所未有的。

文艺受制于一定的社会发展，又可以能动地反作用于一定的社会现实，它以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形象来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由此，文学艺术作为一种高度民主、充分自由的精神活动，自有其特殊而客观的规律。要搞好文艺创作，一定要遵循这种客观规律，充分发挥文学艺术家的创造精神，让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变成一种充满生机活力的创造性劳动。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作出思想性和艺术性相得益彰的精品力作。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个时期，由于“经验不足”“认识不足”“骄傲自满”“急于求成”等原因，我们党的“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历史的回顾（简明注释本）》，第99页）。这种偏差不可避免地辐射到文艺领域，造成了对于文艺创作规律的严重背离，及至在“文革”时期，文艺领域里“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单调与萧条。正是在认真总结经验和深刻吸取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郑重地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这样一个清醒的看法与坚定的认识，成为此后党领导文艺所秉持的一个基本原则，极大地保证了党的领导的有效和有力，给文艺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时，在郑重提出两条基本原则之后，还特别就改进的方面提出许多具体意见。比如，要尊重文艺家的创作个性和创造性劳动，政治上充分信任，创作上热情支持，营造有利于创作的良好环境；文联、作协要充分发挥优势，加强行业服务、行业管理、行业自律，真正成为文艺工作者之家；特别是面对种种新的元素、新的现象带来新的文艺形态，文艺管理的方式方法要及时跟进，与时俱进，等等。这些说法与意见，都切近当下文坛新变的实际，针对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具有极强的现实性与切实的指导性。按照这种基本原则和具体意见领导和引导文艺工作，我们的文艺事业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不仅毋庸置疑、不可阻遏，而且会连绵不断、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