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与法国作家在“云端”交流

在一年一度的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之际,4月21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和法国驻华使馆共同主办的第五届中法文学论坛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法国驻华大使罗梁出席论坛并致辞。中国作家苏童、梁鸿、徐则臣在现代文学馆现场与法国作家马库斯•马尔特、玛丽•达里厄塞克、圣地亚戈•阿米戈雷纳视频连线,围绕“文学的所见与未见”这一主题,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文学所见证的,以及文学有待探索的。论坛开幕式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胡邦胜主持,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董强主持了作家对话环节。鲁迅文学院第39届高研班学员以及各界文学爱好者百余人参加论坛。

    中法文学论坛创办于2009年,已在北京、巴黎举办过4届。中法两国30多位作家先后参与论坛活动,论坛已成为中法文学界最高规格的机制性交流平台,正如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所说,是“一座坚固的、历久弥新的桥梁”。

    铁凝在致辞中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为两国作家的互访和见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阻碍。在法国驻华使馆和罗梁大使的大力支持下,第五届中法文学论坛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接续举办,表明两国文学的交流合作是持续而稳固的。这场别样的聚会弥足珍贵。铁凝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法两国人民通过各种方式相互表达慰问和支持,体现出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中法关系的良好传统。在此期间,写作者们不曾停止精神上的远行,中国作协、中国作家同包括法国在内的各国同行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努力适应疫情常态,开展作品互译、在线交流。铁凝说,人类正面临着巨大的难题甚至变革,文学在今天并非无力,恰是更被需要。好的文学唤起共同的人性,唤醒情感与智慧,使人心超越偏见和误解,得以贴近。

    谈到此次论坛的主题,铁凝表示,所有的文学创造都来自于对人类和世界的窥测和探索,参与着人类文明的丰富和发展。世界的不稳定因素、空前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带给创作更多的可能性。以文学所见,展现一个民族最深沉的呼吸,承载和传达一个时代最本质的情绪、最生动的气象;因文学未见,而求索、突破、寻找新的表达——或许是每一位真诚的写作者周而复始的期待和使命。

    罗梁在致辞中表示,参加此次论坛的中法两国作家均有作品被翻译成了对方的语言,由此触及到了更多的读者群体。尽管当前跨国旅行仍然受限,但是文学作品和思想还在不断传播,各国作家间的交流往来也应该得到保持。罗梁由论坛的主题想到1964年12月9日在巴黎举行的一次具有传奇色彩和标志性意义的大讨论。让-保罗•萨特,西蒙•德•波伏娃等均受邀回答同一个问题:“文学能做什么”。波伏娃用一段具有真知灼见的话结束演讲:“保留人们的人性不受技术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轻视,从人的层面揭示这个世界的面貌,即那些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个体所感受到的世界面貌,我认为这就是文学的使命,也是文学之所以不可替代的原因。”罗梁说,参加论坛的作家的作品不仅是价值观的载体,也是展示文化多样性的窗口,更是法中两国之间相互交流的工具。

    传统:冒犯还是致敬?

    “文学的所见和未见”是一个富于哲学意味的开放性的话题,指向多种可能性。在作家对话伊始,苏童先提到法国悠久的文学传统。他前不久读完了马库斯•马尔特的《男孩》,认为这是一部“冒犯传统”的作品,小说用最简洁的句子营造了最庞杂的结构,不停地将故事爆破,感觉作者在一片废墟上探索小说的边界,这需要勇气,热情和品质,他很欣赏这种对于传统的“冒犯”。作家要向传统致敬,但致敬并不一定是虔诚的文学姿态,某种意义上,文学也需要与传统决裂,需要拓展和发现。

    在苏童看来,“文学的所见与未见”是个“章鱼式的问题”,触角延伸到很多方向,并且难以抓取。他将这一问题缩小至文学范畴,即作家、观察者与世界关系的问题,认为这并不是简单的感官世界与情感反射的关系,作家对于外部世界的描述永远不确定,呈现开放状态。“写作最大的使命并非是呈现所见,有野心的作家想要建立一条隧道,一头是已知的所见,一头通向未见。”同时苏童表示,所见与未见的另一层意思指向“命名”:你所看见的可能是未见之事物,只不过有些已经被命名。“作家的重要作用就是命名,有些作家还会对所见事物重新进行命名。”

    “我的想法是正好相反”,马库斯•马尔特回应苏童关于《男孩》的评论时说,自己在创作是希望寻找一座桥,能连接传统,他提到小说中有很多对于福楼拜等经典法国作家的隐喻,“我并没有确定主题,而在寻找一种旋律,以一种古典的方式”。但马尔特对于“冒犯传统”的阅读感受也并不那么惊讶,“我属于21世纪的作家,但我也会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说到文学之所见,马尔特说:“文学已经看见或发现了很多东西,书写了很多故事——所有的故事都写过了。”只不过每个作家对于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以自己的创作方式尝试在“神坛”上添砖加瓦。

    另一种解释:文学通达未见之光辉

    “这就是文学的魅力,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解释,文学没有固定的答案和声音,”梁鸿从阅读感受的角度谈及自己对“所见与未见”的理解。她最近重读了苏童的《西瓜船》,其中半瞎的母亲站在西瓜船上遥遥向镇上的人们拜谢这一场景令她流泪,“这样一个场景可能是作家的虚构,并非真实的所见,但从中可以看到人性和人生,这恰恰是文学之所见,也是文学最古老的传统。”同样,铁凝的《哦,香雪》直到今天也能让人感受到一种冲破封闭的清新之风,感受到时代命运之于个体的某种意义——文学之所见可能会超越某一个时代或某一种社会形态。在阅读了阿米戈雷纳的《沉默的囚徒》、玛丽•达里厄塞克的《存在即是光辉》以及《男孩》后,梁鸿感到,“文学另一个层面的所见就是把未曾浮出历史地表的事件抽取出来,重新建构人、世界以及对世界的某种看法”,“我们总在试图寻找某种规律或一种解释,但文学总是告诉我们还有另一种解释或很多种解释,这是文学试图通达未见之光辉,也是每个作家为之所努力的。”

    “确实从《荷马史诗》开始,各国文学宝库中已经对几乎所有题材都进行了挖掘。比如中国的诗人李白、杜甫,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将人类的酸甜苦辣写入作品。”玛丽•达里厄塞克谈到了自己的父亲正在弥留之际,她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接受一切,但唯一令她不能接受的是,疫情之下,她无法从法国南方去北方看望父亲,父亲可能在孤独中撒手人寰。“我会想尽一切办法,一步步走到他的病床前。这就是现代性给人带来的考验。”达里厄塞克认为,正是这种经历,会铸造出作家,“在这两年,我们都经历了以前难以想象的折磨,我们不仅承受了这种考验,作为作家,我们要把它写下来”。

    “误读的根源在于未见的那部分”

    徐则臣给大家讲述了一个古董表在不同地方获得不同价值的故事,来说明在不同语境中,每个人所见的差异。徐则臣曾问过哥伦比亚的作家如何看待加西亚•马尔克斯,当地作家回答,马尔克斯写出了伟大的作品,但他更伟大之处在于以文学的方式提升了西班牙语。由此徐则臣意识到,成就了真正伟大作家的可能正是我们所未见的部分,也是一直“误读”的部分。“对文学来说,恰恰是由于众多的误读,才导致一个作品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大。而所有误读的根源就在于未见的那部分——不同作家所处的不同语境或文化源头。”故事等外在的东西固然重要,但他认为,能把不同作家最终区别开来的,文化背景的差异性才最为根本。差异性使交流有了必要和可能,“我们知道所见之外一定有未见;同时,我们在呈现未见时,内心中又都在保护它,我们要确保差异性,确保我是我,而你是你,这样,我们才能共存”。

    阿米戈雷纳在《沉默的囚徒》中书写了祖父的经历,他并未预料到很多作家同行对于小说有不同的看法,其中呈现的经历、写作方式和阅读品位的差异,让人能更好地了解写作的种种可能。谈到主题,阿米戈雷纳首先想到的是“文学已经见到了所有的事,但它所未见的也是所有的事”。他说,在《奥德赛》《伊利亚特》《红楼梦》等经典中已经有了所有文学的存在,浓缩了整个的世界,但在乔伊斯笔下,奥德赛又以一种新的方式获得重生。“文学是一种运动,它在不断地打开自我,也在不断用文字来固定一些形象。”阿米戈雷纳在创作时时常感到自己说了很多,但仍有更多的在等待讲述。“我们试图在寻找一个词,不是中文词或者法文词,是一个我们永远找不到的词,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一直都在寻找。”

    在论坛尾声,胡邦胜总结到,中法两国都是具有深厚文学传统和哲学素养的伟大国家,两国作家深入交流,对于世界文明互鉴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一个拥有独立思考、宏大视野的作家、一个愿意接纳和学习其他文化的作家,更能创作出能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认同的作品。尤其是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我们更需要沟通交流,相互尊重,增进理解。“今天我们算是网友见面,我们期待疫情尽快结束,中法作家朋友能够早日在线下见面,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北京。”

    (摄影:王纪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