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宣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构建中国特色评论话语，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与评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一意见意义重大，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不仅对改进文艺评论、提升评论成效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对繁荣文艺事业、增强文化自信、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与话语权亦有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历史与必然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评论体系反映了文艺发展的迫切要求。中华文学艺术在不断的实践中形成了与自身发展要求相适应、价值体系相一致、思维方式及方法论相匹配的体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成果，是人类艺术、审美、想象的重要结晶。传统的理论体系以独特的方法、实践揭示了艺术创作的意义、价值，以及诸多审美范畴、表现方式与评价标准。近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变革，中华民族的觉醒奋起，一代代学人对“文”与“艺”的意义、功用等进行了研究梳理，其中也包括睁眼看世界中对国外艺术观念的借鉴与吸纳。诸如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朱光潜的《谈艺录》等均为重要收获。在民族文化临危需变的时刻，他们以自己的旧学新知与民族文化信念相结合，将西方文艺思想与方法创造性地运用到对中国古代文艺及其论述的研究中，开辟了中国文艺批评的新境界，为近现代以来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的构建作出了开创性、奠基性贡献。这不仅表现在他们的研究与著述之中，也表现在继承传统又追求创新、立足本土又借鉴外来的方法论之中，至今不绝，蔚为大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学艺术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中国社会的变革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创造力被激活，技术手段进一步丰富。其次是与世界各地的交流日益紧密，人们有更多的可能接触、借鉴外来艺术，特别是现代文艺的观念、方法、形态。这些在人们看来非常“新鲜”的东西产生了非同一般的效应，出现了借鉴、模仿，甚至照搬的风潮，引起了广泛关注。其积极作用是拓展了表现的手法，丰富了艺术的类型，改变了单一的审美形态。但是，也存在许多问题值得思考、警惕、矫正。

首先是审美表达的局限性。一般而言，现代主义文艺更注重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感觉形态，多以人的内在活动为结构。这使作品对社会生活的关注更多地集中在个人感知的范围内。而个人的活动范围非常有限，能够感知到的社会生活十分狭窄。虽然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样的生活不具备典型性，但必须承认它们确有很大的局限性。

其次是审美接受的局限性。如果作为一种探索性尝试，作为艺术创作的一种类型，现代主义艺术的出现有其积极意义。但如果把它视为主要的、甚至惟一的创作风潮，使之成为一种替代或遮蔽更丰富的艺术形态的现象，就需要警惕。这会损伤艺术的多样性、丰富性，亦可能割裂艺术表达与审美接受的互动关系。这时，并不是欣赏者放弃了作品，而是作品舍弃了欣赏者。

尽管我们可以说，现代主义艺术思潮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如果仅仅表现在平面复制、照样移用上，就需要警惕。现代主义手法可以为我们所用，现代主义文艺作品，特别是那些具有深厚生活根基的现代主义佳作，值得我们肯定、宣传。但是，人们并不愿意去欣赏那些缺乏相应生活根基、没有相应情感体验的仿制品。即使在那些孳生了现代艺术思潮的地区，人们也并不欣赏由中国作家创作的既不属于中国，同时也不属于自己的作品。这并不能被认为是具有生命力的创作，而恰恰是缺少生命体验的复制品。

这样的作品会造成艺术的悬置，成为悬浮在创作者主观世界中的某种感知，与社会人生脱节，与欣赏者的情感愿望脱节。作品虽然具有某种意义，但由于与欣赏者的审美习惯存在距离、鸿沟，不能被接受，导致其意义无法在审美实践中实现。甚至也可能出现反意义，以消泯价值的无意义表达来暗示欣赏者，人生与生活是虚无的、无价值的，从而也是没有意义与希望的。作品失去了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净化人的情感世界、激励人的价值追求等功用，使欣赏者失去进取、向上、健康的人生态度。

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文艺理论与评论的缺失、错位、失语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在译介外来艺术观念、思潮、方法时，一些人缺乏选择、分析、批判，单纯地追求洋的就是好的，外来的就是先进的，他人的就是管用的。一些人对传统审美、本土风格表现出回避、漠视甚至轻视的态度，认为谈传统就是守旧，说本土就是落后，不能对艺术现象及其理论进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更缺少对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文化条件、历史沿革进行深入的分析。另一方面，对创作现象缺少科学的分析批评。更喜欢讨论、肯定所谓“新”的东西，少有指出其存在的缺陷、问题。忽略或者回避其社会效用、审美效用，单纯地分析其艺术特征、表现手法，导致艺术表达的形式化、技巧化。更重要的问题是，评论的理论资源主要依赖现代主义艺术观念，对西方文艺理论中属于“前现代”的内容表现出轻视、遮蔽，对中华传统审美理论表现出回避、漠视。衡量作品的价值体系也主要依据现代主义艺术思潮中的某种理论、方法，逐渐形成了理论资源唯现代派、作品形态唯形式化、创作内容唯主观性的现象。前辈学人中西汇通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蜕化为中西不通，洋为中用亦蜕变为某种意义上的唯洋是用。

朱自清在清华大学中文系课程设计中曾倡导，要借外国的艺术来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他强调，自当借镜于西方，只不要忘记“本来面目”。这里的“我们”当然是指中华之文艺，这里的“本来面目”亦强调的是中华审美之历史传统。这种学术建设的态度、方法，于今天来看，急需重倡新提，以补偏纠错，守正创新。我们急需构建新时代属于自己的文艺理论与评论体系。

二、辨析与研究

构建中国特色文艺评论体系，需要认真思考分析自有文化传统为文艺理论与评论贡献了什么，哪些仍然具有现代意义。这样并不是食古不化、抱残守缺，而是要强根固本、延续文脉。只有守住民族文化之根，才能开出民族文化之花，显现出中华审美观念强劲的生命活力。

中华传统审美是人类文化的宝藏，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方法论、范畴体系丰富了人类审美活动，影响了人类审美的发展进步。其主要特征表现在审美活动中人与自然之间的统一性追求，艺术创作中既强调其社会功用，又着意表现人的内心情感、精神世界，强调创作源于现实生活，但又需体现出丰富的想象力等等。中华艺术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亦对其他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

人们多注意到《尚书·尧典》中“诗言志”的思想，并把这一论述视为中华审美理论的重要基础。“言志”中的志，主要是指人的情感、情趣、意志与愿望。它既强调“情”，也不否认“理”，显现出融情与理为一体，强调人的内在主观世界与外在客观世界具体感知于一的状态。这是一个包含了多样内涵的美学范畴，难以简单地用今天的某一概念来解释。这种思想也成为中华美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叶燮在其《原诗》中就谈到，“文章者，所以表天地万物之情状也；然具是三者，又有总而持之、条而贯之者：曰气。”叶燮所言之“三者”，是事物存在的“理、事、情”，它们被“气”所贯统。而文章正是表现这万物之情状的。叶燮从事物存在的多个方面、多种形态出发，综合统一，融为一体，并没有将情与理、内与外、主观与客观、过程与结果对立起来，而是视其为“文章”之统一体。《尚书·尧典》就记有帝舜对艺术功用的论述，认为“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而乐官夔亦感慨说，“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他们描述的是音乐旋律和谐协调，人与神——一种超现实的自然存在，以及各种各样的自然存在如百兽就会随着音乐的节奏而应和起舞。在这里，完美音乐达到的至高境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叶燮也认为文章是表现天地万物情状的。就是说文章最核心的功用是对天地万物，当然包括人之表现。中华传统美学强调审美的综合性特征，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这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华传统美学也形成了很多在今天来看仍然非常重要的理论范畴。仅以刘勰的《文心雕龙》为例，诸如“神思”“意象”“风骨”等均是对人类审美理论的重要贡献。“神思”所描述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神与物游的境界是对创作中灵感勃发、思绪涌动状态的形象描绘，是沟通了人生与自然、现实与想象、过去与未来的审美状态。而“意象”美学直接启发了由美国而至欧洲的“意象派”诗歌思潮。事实上，中国传统美学与哲学对欧美现代派思潮的兴起影响甚大。如道家思想与荣格之心理学派，老庄哲学与卡夫卡的创作，中华古典绘画与毕加索、莫奈、塞尚，等等。当我们片面地认为“传统”属于“过去”的时候，却突然发现自己的“传统”就是别人的“现代”，在中华传统审美与传统哲学中仍然存有充沛的现代因子。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了解认知这些文化成果，也难以对现代艺术有真切的了解、借鉴与转化。

当然，构建中国特色文艺评论体系，也需要认真地研究辨析经过数十年的译介、借鉴，甚至模仿之后，外来艺术观念、创作手法对中国审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其中哪些是应该扬弃的，哪些是应该吸纳、转化的。首先，对外来艺术观念与手法的译介使人们对世界范围内艺术创作、审美创造的发展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这使中国的作家艺术家、理论家与评论家有了具体的参照，为我们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文化发展特别是审美建设的对照物。其次，对传入的不同理论体系、创作流派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出现了许多影响广泛的理论、作品、现象，拓展了我们的视野，丰富了我们的表现手法与评价尺度，使中国审美有了更丰富的可能性。再次，增强了创作者探索、创新的主观能动性，使他们能够更自觉地拓展创作的题材、领域，探索新的表达路径与手法，构建不同的艺术样式，这无疑丰富了我们的艺术形态。但是，在认识其积极意义的同时，也需要对其存在的问题有清醒的认知与警觉。

首先是方法论层面的问题。这就是注重从某一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但缺乏综合系统的梳理。就某一点而言，其研究有非常重要的突破，但亦由此而出现简单化、绝对化的现象，多有以偏概全、以特殊为一般的现象。如把创作的原动力归结为某种生理力量，且视其为普遍的现象；强调作品的语言功用、形式意义，忽视或无视作品的社会意义、价值标准；重视“细读”来发现语言中的微言大义，忽略作品的整体形态等等。这种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研究虽然深化了对具体问题、局部现象的探讨，但其整体性、系统性、相关性的欠缺使创作与欣赏走向某种简单化、机械化的境地，在拓展深化了某一层面的同时，又限制了更多的可能性，甚至出现某种极端化表现，从根本上造成了对审美的片面理解。

其次是本体论层面的问题。在丰富了创作的手段、类型的前提下，对创作本身以及作品本体缺乏深入探究。创作是要揭示人类精神世界对生命价值、社会生活的反映，还是要印证某种“概念”或“原型”？那些次第出现的被视为“艺术”的现象，如“行为艺术”“装置艺术”“观念艺术”等与“传统”艺术观念形成了巨大反差，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直接介入或改变了现实生活。那么，这种所谓的“艺术”到底是现实中的生活，还是虚构中的艺术？它与社会生活的边界在哪里？如何保证其审美性，发挥它在现实生活中的正向作用？

再次是认识论层面的问题。艺术是否应该为欣赏者提供认识自身、认识社会与自然的可能？人们是否应该从艺术的欣赏中感受、觉悟某种意义、价值？纯粹的形式性表达、语言性推敲、色彩化造型等在消解价值观的同时，是不是也确立了一种无意义的价值观？如果艺术创作仅仅是一种形式的话，那么，它是否还需要承担净化人的情感、提升人的境界、激励人的意志、鼓舞人的信心的功用？如果艺术可以不承担这些责任的话，其存在的意义、价值又如何体现？这些问题似乎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三、路径与方法

构建中国特色文艺评论体系，是非常急迫而重要的工作。近些年来，文艺理论与评论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亦表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在基础研究方面，对文学史的梳理，对重要作家与重要创作现象的研究，对重要理论的构建等都有许多积极成果。在追踪当下创作方面，评论家们积极的跟进，表现出空前的活力。在阵地建设方面，加强了引导的力度，新办了许多理论评论报刊，亦有许多新的评论现象、文体出现。文艺理论与评论自身如何发展新变也有很多积极的讨论。如加强学术性的建设，强调批评的引领作用，改变僵化的文体等等。但在构建文艺理论与批评体系方面还少有重要成果出现。

立足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是构建中国特色文艺评论体系的基础。中国古代文论体系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成果，亦是世界文艺理论的重要方阵。这主要表现在中华文化独特的思维方式、审美方式、文化传统与方法论等方面。不能简单以外来理论取代中国传统文论，否则会导致审美的单一化、固化与僵化，造成人类审美的重大缺失。现实中的审美活动，不论接受了多么丰富的外来影响，亦只是中华审美的延续发展。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与评论体系，应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与评论的根基之上，生成在中国人的审美实践之中，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色。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仍然具有本质性作用。诸如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以人为本、家国情怀，以及辩证统一、道法自然等等。这些范畴不仅是中国人认识自身、认识世界的基本法则，亦是中华审美的理论基础。在长期的审美实践中，中国人不断探索、不断总结，不断地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形成了一套评价艺术与审美实践的价值体系、概念范畴与方法论。如我们前面所言之诗言志，神思、意象、风骨，以及赋、比、兴，气韵、性情、教化、文气、性灵、格调，文以载道、文以明德等等。这不仅是中华审美实践的重要结晶，亦具有充沛的现实意义，对我们从审美层面解决现实问题有重要启示。

适应现代审美要求，需要了解在“现代”的历史条件下审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源于现实生活的，但反映在审美创造中。如随着现代通讯与交通技术的进步，人们的“时空概念”发生了变化。这不仅表现在人们的联系方式、效果与之前大为不同，也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方式、伦理关系发生巨大改变。不同地区之间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传统社会之“熟人关系”正在被现代社会之“技术关系”“契约关系”等取代。具体的人可以互相不认识，却能建立非常紧密的联系，甚至是非常信任的关系。传统的血缘、宗亲关系不再是绝对的，可能退居为次要的地位等等。表现在审美方面，由于时空关系的改变，人们可以更方便地接受不同地区的文化、艺术，其视野、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对审美表达的节奏也有相应的要求。独钓寒江雪的心境可能还会存在，但其形成的自然社会环境可能不同了。这当然会带来审美的变化，以及其评价体系的改变。

就现代社会的审美评价体系而言，我们更多地接受了西方相关理论的概念、范畴、标准。这有其积极的一面，就是使我们能够了解另一地区的人们是如何理解、评价审美现象的。但问题是简单的移植、模仿难以解决自身审美的根本问题，也不可能满足那些浸润于悠久文化传统的人对审美的期待。我们应该做的是不再简单机械地套用别人的理论、标准来裁剪自己的审美，而是客观科学地借鉴吸纳于我有益的成分，创新转化为我们自身的评价体系，使中华审美在汲取新鲜活力之后，显现出更为强劲的发展活力。其中一些源自西方的文艺理论与评论概念已被人们接受，如摹仿、崇高、此在、潜意识等。另一些概念则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如“人文主义”，应很好地了解其与中国人本主义的关系。还有一些理论，在其生成之时是作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体系出现的，但实际上并不具备这样的功用。我们亦可将其作为某种方法来借鉴。当然，还有许多理论、概念、方法，其生成有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这种背景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存在，或者还没有出现，或者其思想内涵并不适应中国文化，难以在实践中被吸纳融合。这就只能作为“知识”，了解其存在而摒弃其应用。总之，在吸纳外来元素时，我们应特别注重其文化的适应性与有益性，不能简单照搬、全盘接收，造成水土不服。亦不可僵而不化，见而不闻，简单地拒之门外。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评论体系，是新时代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必然要求，是民族复兴历史进程中实现民族文化复兴的必然要求。它既具有目的性意义，亦体现出工具性价值。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的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这一体系的构建、完善、发展，将有力地促进中华审美的发展进步。确立中华审美的价值标准、审美范式、理论范畴，将使中国文艺更深刻地表现出生动鲜活、富有魅力的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与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