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国文学更好地“走出去”
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一个经常为人关注的话题。上世纪80年代,就有关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声音。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特别是和中国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相比,提升中华文化及中国文学在世界影响力的任务十分艰巨。在中国作协八代会期间,记者曾走访了一些代表,他们纷纷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话题积极建言献策。
要从战略高度评估走出去的意义
叶廷芳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现在已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发展或者说改变更多的是物质生活的硬件,而一个国家真正的实力并不仅仅取决于硬件。只注重经济发展是片面的发展,虽然GDP上去了,还不能叫真正有实力。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文化软实力十分重要。所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提到如此高的程度,把增强文化软实力作为发展的核心,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文化软实力虽然经常看不到,却无处不在,其力量就是激发创新能力,促使思想家、艺术家、理论家等不断涌现。中国古代有诸子百家和四大发明,这都是文化软实力的范畴。叶廷芳介绍说,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特别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如二战后德国人在很多方面都很受挫折,但不久他们就通过文化表现出了对世界的兴趣。他们不遗余力地在全世界建立歌德学院,不仅教习德语,还扎扎实实地推动文化交流,推展先锋绘画和戏剧,资助外国人去深造等。目前有150多家歌德学院活跃在70多个国家。此外,法国、日本和美国都通过各种方式输出自己的文化,在这方面我们确实有不小的距离。现在国家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也在世界很多国家开设了孔子学院,但从内容和方式上还有不少事情要做。
聂震宁表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声调很高,但走出去的步伐却与中国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并不相称。对于中国文学走出去,既要肯定取得的成绩,也要从中查找不足,寻觅解决之策。作家和出版界共同关注的话题是打造产品,在这方面我们感到了强烈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尤其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必须对此增强认识。
陈昌本认为,中国文学的走出去,远不及吸收外国文化的走进来搞得好。他建议首先要优选哪些作品可以走出去,然后是考虑如何走出去,比如配合出版部门积极联系国外的出版社及版权公司,需要通过创新的形式和办法解决问题。
内容为王才能更好地走出去
袁鹰说,把创作精品、培养文学的领军人物当做今后的重要目标固然不错,但精品是一个时代甚至历史的产物,比如鲁迅、茅盾、巴金等人的作品,都不是谁刻意培养出来的,而是他们在那个时代基于自身责任创作出来的。文学的领军人物更是如此。
叶廷芳也直接指出了作家存在整体浮躁的状况。他说,现在有些作家写得太快了。都说十年磨一剑,现在很多作家却是一年磨十剑。今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总共才写了不到200首诗,但他的诗中有哲学、有思想,值得我们学习。对于当下的中国文学来说,要紧的不是提高数量,而是加强质量。
在谈到文学走出去的时候,有的说渠道为王,有的说媒体为王,还有的说资金为王,但更多的人认同内容为王。聂震宁说,出版业做大工程都很有办法,比如说我们做二十四史以及《四库全书》《永乐大典》等,依托着博大精深又历史绵长的中国文化,可以做很多。现在,我们特别需要能够反映伟大变革时代的中国精神、中国文化、中国叙事的作品。中国文学一定需要创新和深刻的内容,才能为海外读者所接受。文学走出去有三条路,第一是出版走出去,第二是版权走出去,第三就是产品走出去。产品即作品,这是走出去的核心。所以先要大力打造精品,然后采取现代传播手段传播出去,使之成为在国际上产生影响的作品,使中华文化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对于如何打造立足于世界的文学精品,张炯认为作家首先要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说,从现在的创作看,我们一年能够出数千部长篇小说,但数量不等于质量。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媒介和载体,文学艺术就是要传播文化,传播人生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内涵,因而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必须要通过自己的作品,反映时代和人民的要求。
杨匡汉说,中国当代文学的复兴面临着两个回归。一是回归传统,即在中华文化传统中寻找智慧,加深理解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世界等方方面面的关系,激活作品的内在生命力;二是回归精神,即在创作中提升审美品位、人文素养与生命价值,而不能仅以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作为评估尺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是在文化复兴上,这需要我们文学从业者有反思和自省精神,坚守理想和信念,创作艺术精品。
樊发稼表示,当前首要任务是多多培养年轻作者,储备文学的后备力量。70后、80后的作家现在虽然大量涌现,但如何对他们进行培育和指导,这对文学的未来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
必须拓展走出去的通道
屠岸谈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魅力永恒,他特别赞赏胡锦涛总书记讲话中提出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的说法,希望加快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他说,我们尤其应该加强翻译。没有翻译,中国不可能知道世界,世界也不可能知道中国。在屠岸看来,翻译是人类进步的动力,没有翻译,这个世界就不可能进步和发展。他同时深知,翻译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瓶颈,作为翻译家,肩上的责任很重。
就目前来看,中国作家的作品在国外读者中的影响力并不乐观,由于翻译的滞后,许多作品都无法译成地道的外文。据说长篇小说《受活》曾分别与日、法、意、英等国的出版机构签订了版权输出合作协议,但因为翻译问题,至今无一问世。有统计数据表明,现在中国在岗聘任的翻译专业人员约6万人,但现有译员无法满足中译外工作的需求,高端人才严重不足,缺口高达90%以上。
对此,聂震宁、吴元迈、陈早春和苏叔阳等都给出了各自的意见。他们表示,当今世界进入了传媒时代,中国文学的走出去应该依托更加丰富的传播手段。尤其是对于小说翻译,除了纸介的传播办法,还应有数字化、网络化的传播办法,要用多元化的方法打通道路。比如可以把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通过拍摄和输出的方式,进行影像化传播。在多媒体时代,更需充分注意到传播手段的创新。所以,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必须有专业的经纪人从中做媒,让文学和其他媒介联合起来共同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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