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文

“和《山河袈裟》一样，《致江东父老》断断续续写了十年，有好多篇都是一次次重写的结果。”作家李修文的散文新作《致江东父老》近日面世，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热爱写作，当真正成为精神依仗的东西越来越少时，写作成为他无可替代的内心依仗。

“贾宝玉”“林黛玉”今天还在

“如果说有什么抱负的话，我的抱负就是下定了决心为那些失意的人或事，建一座纪念碑。”李修文说。

在《致江东父老》中，李修文从落魄的民间艺人，写到与孩子失散的中年男人；从过了气的女演员，写到生产线上的工人……这些典型的中国式面孔，经过李修文的提炼和再造，成为一个个文学人物。他们超出了现实意义上的“真实”，成为李修文笔下的美学。

之所以写《致江东父老》，是因为李修文相信，某种相对典型的中国式面孔，在今天流行的叙事里越来越安放不下，“我要找回他们，写下他们。”李修文常常自问，在还房贷的队伍里，在CBD痛哭的人群里，在各种素食或长跑的队伍里，贾宝玉还在不在？林黛玉还在不在？“我觉得他们都还在，所以，写下他们，写好他们，一直是我的夙愿。”

李修文此番写作运用了不同的文体，《我亦逢场作戏人》像个人的口述史，《白杨树下》真实虚幻交杂如小说，《在春天哭泣》是和尚和诗人的寓言，《小站秘史》突然出现的白马又仿佛传奇……文章与形式相映成趣，写作疆域在扩大。

他说，继《山河袈裟》之后，半年后才开始这本书的写作。但许许多多的材料、人事、情境，十几年来却在不断地和他发生着联系，“在写《山河袈裟》的过程当中，其实这本书里的很多篇章，我已写下了不少细节。”此外，在他看来，相比《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里生活本身的质感更加充足一些，“我希望通过《致江东父老》，让自己从一种有名有姓的写作变成无名无姓的写作。”

对此作家李洱评价道，李修文重新在风雪当中看到广大的人群，听到人们的叹息声、喘息声，写那些失意人、滚爬跌倒的人，写得特别热烈、苍凉、悲怆。

动用各种元素开拓散文疆土

对于李修文来说，完成这部书，他还有另一个雄伟的抱负，他想写出中国式的文章，想从自己的笔下召唤出具有源头意义的中国文章之气。

李修文来自湖北荆州，他无限神往地说，楚人的文化传统深厚，甚至一直到了夜晚也要筑起高台，环绕火堆唱歌，发出自己的祷告。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了屈原，产生了那么多阴阳难辨的上天入地式的作品。“这些不仅是我身体上的故乡，也是我个人美学的故乡。”他迷恋于故乡里的文化际遇，楚剧、汉剧、豫剧、荆州花鼓戏，还有渔鼓调……他喜爱各种各样戏曲形式，戏曲带给他的滋养，深深影响了他的文学道路。

在传统文化的养育下，李修文有志愿写出类似《古诗十九首》气质的作品，“十九首的每一首都深深地站立在日常生活中，明确，坚实，静水深流，有一种日常生活的正当之气，这样的作品，不仅仅是风格，而是风格的源头，也不仅仅是个人美学，而是个人美学的源头。”李修文说，当他行走在李白、杜甫、王安石、苏东坡行走过的道路的时候，他感受到，某种古老的传统、某种古老的情感在激活。在李修文看来，古人不会深陷在某种专业生活里无法自拔，他们的文章只是他们生存和挣扎于世的证据，他们向山水张开，向时间张开，他们让自己的身体作为容器去接纳山水、历史与时间，同时，又让自己的身体作为一根强劲而敏感的神经去感受着它们，最终，他们通过这种相遇，完成了对自己的命名，也完成了和他们所处时代的共鸣。

李修文想写中国式文章，但更是今人的中国式文章。他动用各种手段，戏剧、音乐、电影、小说，让这些元素全都作用于散文，在他看来，这才是替这一文体去开疆拓土的人间正道。“在《致江东父老》这本书里，有时候我会动用小说手段，有时候会使用口述史和书信体等等形式，这无非是说明，我希望我们的散文应该重新出发，去触摸一种能够尽可能承载我们更多审美感受的生命力。”

对此文学评论家张莉说，散文到今天，慢慢被鸡汤所困扰的时候，作家重回文学传统内部，找到中国式文章，这是李修文追求的很重要的东西。

当编剧一事无成却磨砺写作

多年前，李修文写下长篇小说《滴泪痣》《捆绑上天堂》引起热烈反响，但他的第三部没了下文，他停了笔，转而写起了剧本。

多年后，李修文这样回应道，他前后写了十几个剧本，真正拍出来的只有两三个。“我写完两部长篇小说之后，真是一个字都再也写不出来了。没办法了，想起自己喜欢影视剧，喜欢戏曲，也就出门到处跑，跟着一个个剧组去干活，但是，又几乎没有干成过一个活。”他说，那些年，影视界特别乱，好多项目听上去都是花团锦簇，但没两天老板就被抓了。他经常是投入了半年一年，很快却被人家找个理由就扫地出门了。

但他感谢编剧生涯，直到现在这个身份依然在他身上延续。在李修文看来，现在有很多作家不善于讲故事，但做编剧不一样，要面对出品人讲故事，要面对审查者讲故事，要给合作者讲故事。而在一遍遍讲故事的过程中，会不断确认自己，确认效果。“所以仅此一点而言，它对我写作的姿态，还有与受众的关系，影响就很大。”李修文说，影视不是孤家寡人写作，要不断出门与他人合作，行走的空间疆域不断扩大，和那些过去的陌生人、陌生情境相遇的也越来越多。正因为如此，他作为写作者的地理的步伐、内心的气象也因此博大、豁达。

涉足影视剧的工作，于李修文而言几乎是救命稻草，“很难想象，没有十多年的泥牛入海东奔西走，我的写作怎么可能得以继续？”那些年里，李修文趴在河滩上写过东西，半夜里被叫醒写过东西，甚至在大佬们的酒局上写过东西。他笑道，他现在几乎可以做到不管什么时间什么场所，只要想写就能马上开始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