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甲申年,是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也是南明大顺政权的永昌元年。这一年的三月十九日,大顺军攻克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身死。随着崇祯帝身死的消息传到留都南京,立谁为新君的问题就迫在眉睫,江淮以南的明朝官员纷纷涌动,都想在策立新君的问题上占据首功,却不想,这种各怀鬼胎、私心自用的心思为南明政权留下了巨大的隐患。在武将马士英等人的拥立下,福王朱由崧即位,改元弘光,而占据拥立首功的跋扈武将们也造成了南明内部权力的失衡,引发内斗不断。弘光政权、隆武政权、永历政权继立,先后与大顺军、清军展开你争我夺的角逐。激烈的权力斗争使得南明君臣在不断的内耗中失去了无数翻盘良机,最终走向失败。

南明的历史,从1644年大顺政权攻克北京开始,包括清军入山海关问鼎中原系列事件,直到公元1664年、康熙三年各地反清运动的历史,前后长达20年。长久以来,关于这段波澜诡谲的往事是明清史研究中的重点与难点。近代以来,在辛亥革命前后与抗日战争时期,南明史都曾经受到爱国志士的关注,掀起过史学界研究热潮,先后有柳亚子、谢国桢等先生的研究专著问世。不过,由于南明史覆盖面太广,其自身既包括清廷扑灭各地抗清武装的过程,还涵盖了几个南明小朝廷的相关历史记载,以及大顺军、大西军先后联明抗清的历程,甚至包括郑成功等在东南沿海的斗争。在历史研究中,将南明史作为整体研究对象不仅头绪纷杂,而且各种史籍、文献的记载又常常互有出入。最困难之处还在于:由于南明是创造历史的失败者,大量文献资料被后代毁灭,幸存部分之中时人记载的数量极大,而作者入清以后往往有所顾忌,不愿据事直书,再加上清朝统治稳定后屡兴文字狱,大量收缴销毁违碍书籍,更使得关键史料不足。为了整理出头绪,尽量恢复历史的原貌,只有依靠长时间对大量档案、文集、私家记述、地方志等文献和非常有限的实物反复甄别,进行综合研究。

明清史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原教授、博士生导师顾诚(1934-2003)

顾诚先生是当代公认的明清史大家,考实之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品性秉直、治学谨严,虽著述不多但治史精神与方法颇有洞见。早在1984年,顾诚先生著《明末农民战争史》出版,为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别开实证蹊径,在海内外史学界影响广泛。据顾先生自述,《明末农民战争史》在史料的收集、史事的考证、论点的分析上都较之前人有相当大的推进。但“战争史”一书下限只写到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张献忠的大西政权覆亡为止,大顺军和大西军余部的抗清斗争相关话题未得到充分论述。对这一部分的陆续展开,引导着顾诚先生南明史研究的展开。1977年,顾诚先生所著《南明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他用刨根问底的治史方法,在书中梳理了南明这20年间中国的政治局势和历史变革,其见识通达、深入浅出的文字备受好评。之后,《南明史》先后荣获中国国家图书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成为与钱海岳版、司徒琳版南明史著作并称的重要论著之一。面世几十年间,顾著《南明史》一直是明清史研究领域中不可回避的一部巨著,于2011年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再版。近日,北京日报出版社联合读客文化对顾诚先生《南明史》进行最新再版,重新厘清文字,纠正旧版数十处错误,使这部不可多得的史学著作以全新面貌再度归来。

《南明史》初版书影

知名历史学家秦晖认为,顾诚深受前辈史学家陈垣教诲,对历史材料“竭泽而渔”,《南明史》征引史料之详,论证考订之细,同类著作中无出其右者,是顾诚先生耗尽十余年心血之作,“所谓十年磨一剑,所谓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已不足以形容顾诚先生著对南明历史的研著过程”。明史专家陈梧桐也认为,顾诚先生并不满足于“言必有据”“无一字无出处”,而是志在创新和突破,力求解开一个个历史谜团,探明历史事实之真相,阐述社会发展之规律。“因此,他对搜集到的资料,都下功夫逐一进行认真的审核、辨析和考证,做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然后以此为基础,运用唯物史观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论证,进而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南明史之所以在中国史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因为这一时期是古代史晚近时期的一场群雄争霸,为明末清初的历史变动打开了另一重窗口,还在于其对其他学科产生着持续、深刻的辐射力,这既包括社会知识史层面的积累,也包括观察思想史的角度,还为不断重访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想象空间——有清一代,《剿闯小史》《芝龛记》《明亡述略》等不同文人笔记中,对明亡清兴阶段相关人物本事就已多有考略,并加以演义;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著名的雄文《甲申三百年祭》即对这一时期的明朝灭亡的经过以及原因详加分析,以供后人借鉴,《甲申三百年祭》在现代文学末期成功搅动了舆论场,同时将相关政治寓言保留、延续到当代文学时期;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网络文学的异军突起,更多写作者再次瞩目这一时段,仅从起点中文网进行检索,便有《重生之南明挽歌》《大明1700》《南明第一狠人》《续南明》等小说受到读者热捧……

《南明史》,顾诚 著,北京日报出版社&读客文化,2022年3月新版

顾诚先生所著的《南明史》与南明史跨学科的多重面向不同,基本呈现出秉笔直书的史家姿态,全书不以南明几个小朝廷的兴衰罔替为中心,而是围绕大顺军和大西军余部、“海寇”郑成功等民众抗清斗争为主线,颇具历史发展实感。同时,顾诚先生对明清之际的多方势力不虚美、不隐恶,亦不为前辈学人谬误避讳,尽量诚实地摆明自己的研究态度和立场。如书中明确地指出,清初多尔衮、顺治帝等满洲贵族不仅代表着一种比较落后的生产方式,而且兵力和后备兵员非常有限,单凭八旗部队的军事力量无法实现全域范围内的大一统。很大程度上,汉族各派抗清势力的失败是内部原因,历时二十年汉族和其他民族(如西北等地的回族、西南等地的多种少数民族)百姓反抗满洲贵族征服斗争终归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内部矛盾重重、勾心斗角,严重分散、抵消了抗清力量。“说得准确一点,明清易代,是中华民族内部一个落后的人数不多却又是骠悍的满族上层人士勾结汉族中最反动的官绅地主利用矛盾坐收渔翁之利,窃取了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果实。”顾诚先生对清军入关后一段时期内国力的飞跃予以肯定,认为其对多民族国家的奠定有着积极作用,但同时辩证看待满洲贵族大范围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引发的政治动荡,认为其也打断了中国社会的正常有序发展。明代中期之前,中国的科学技术与综合国力均与同期的西欧地区差距并不明显,甚至保持领先,明末崇祯皇帝也对西洋火器与历法、算数等学科孜孜以求,尽管士大夫抛弃畛域的价值标的在于维护所谓正统政治的延续,但客观上确实对生产力的解放做出了铺垫。顾诚先生认为,南明大顺军盛行时对整个黄河流域的农耕保护得力,且对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贵族官绅实施打击,但清廷统治的建立则以全国生产力大幅度破坏为代价——若非如此,“近三百来年的历史也许是另外一种样子”。

此外,《南明史》中对明末“东林—复社”人士的道德政治统治也予以驳斥。明末党争剧烈,官僚士大夫往往结党营私、争权夺利,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多次给民族带来重大灾难。如果说在弘光以前的东林、魏党之争表面上还以“君子”、“小人”为分野,到永历时期就完全变成了争夺朝廷权力的内部倾轧。在顾诚先生看来,“东林—复社”党人所谓的“别正邪、分贤佞”实际上是以正人君子自封,为独揽朝政造舆论。研判这一时期史料,需要综合评判。如与王夫之交好的蒙正发,在《船山师友记》与《明文林郎户科右给事兼掌兵科都给事蒙公墓志铭》的记载中,形象何其光明俊伟,王夫之盛赞其“力持纲纪,清冒滥,劾功罪,裁凌躐”,但对照《三湘从事录》等其它文献则不难发现,王夫之友人之外的蒙正发其实是一个不顾纲纪、多方冒滥、混淆功罪、凌躐成性的卑污小人。“东林—复社”党羽为谋己私,肆意将污水泼到弘光帝身上,多次将社稷倾覆之因归结于弘光昏庸、马阮乱政,实际上,“朱由崧的昏庸荒淫固然是事实,作为皇帝自然要负重要责任,但弘光朝廷继承的党争、腐败、武将跋扈,忙于权力的再分配导致的内耗才是其土崩瓦解的最主要原因。”以此而论,“东林—复社”党人对弘光朝廷的覆亡负有直接责任。

2003年,顾诚先生逝世后,《社会科学评论》刊载顾诚《我与明史》一文以示纪念。截取部分为顾诚先生谈治学方法。

常有读者对顾诚先生谈及孙可望、史可法、郑成功等人时的微辞提出质疑,面对“指责过甚”的批评,顾诚认为历史研究应作如实观。“孙可望在前期是位出类拔萃的人物,后来飞扬跋扈,导致大局逆转,终至众叛亲离,仓皇出降,本书毫无回护之处。”顾诚先生认为,不必对英雄人物的缺憾特地美饰,历史进程自有其偶然性与必然性,如果把既成事实都说成是历史的必然,那历史科学也就丧失了自身的价值。试想,如果一味抱守传统文献的谬误,歆羡著名历史人物的光晕,那又如何以历史科学的经验来避免重蹈失败的覆辙呢?《南明史》序言中不经意的一句警示,常被读者标注引用,“以史为鉴是中国的传统,可惜过去绝大多数史家制作的镜子里,侏儒们被拔高了,坚毅挺拔的形象被歪曲了,甚或被挤出了镜框以外,成了道地的哈哈镜。”或许,相比于甄别具体的历史细节,这段亡于权力再分配和内耗的南明往事在史识层面更具启发意义。

附:2022年新版《南明史》目录

我与明史(代自序)

原版序论

凡例

第一章 明朝覆亡后的全国形势

第二章 弘光朝廷的建立

第三章 弘光朝廷的偏安江淮

第四章 大顺政权的覆亡

第五章 弘光政权的瓦解

第六章 清廷统治者推行的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政策

第七章 各地抗清运动的兴起

第八章 隆武政权同鲁监国的争立

第九章 隆武政权的作为和覆败

第十章 大顺军联明抗清

第十一章 大西军的经营云南

第十二章 郑成功起兵与鲁监国在浙闽抗清

第十三章 永历朝廷的建立

第十四章 郑成功在闽粤沿海地区的军事活动

第十五章 吴胜兆、王光泰等的反清

第十六章 金声桓、李成栋的反清归明

第十七章 北方各省的反清运动

第十八章 1648—1649年湖南战局

第十九章 永历朝廷内部的党争

第二十章 清军攻占桂林、广州

第二十一章 大西军的联明抗清

第二十二章 1651—1653年浙闽赣抗清势力的消长

第二十三章 孙可望部署的湘、桂、川全面反攻

第二十四章 清廷加强推行以汉制汉政策

第二十五章 李定国的两次进军广东

第二十六章 1654年会师长江的战略设想

第二十七章 李定国迎永历帝人云南和孙可望的降清

第二十八章 清军大举进攻西南及永历朝廷的播迁

第二十九章 郑成功、张煌言长江之役

第三十章 永历朝廷的覆亡

第三十一章 郑成功收复台湾

第三十二章 夔东抗清基地的覆灭

引用书目

原版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