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风骨·袁宏道传》

曾纪鑫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中国文学史上，和陶渊明、谢灵运一样，明代的袁宏道(字中郎)属于开宗立派式的人物。以他为轴心的“公安派”扫旧诗之陋习，为末世之前驱，力矫明朝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之时弊，提出“代有升降，法不相沿”，“不拘格套，独抒性灵”等文学主张，并自觉运用于创作实践，留下了一批格调清新、神骨兼备、趣味盎然的散文和诗歌作品。给晚明陈腐至极的文坛吹进了一股新风，诚可谓豁时人之眼目，拓万古之心胸。

作家曾纪鑫为湖北公安人，有感于乡贤袁中郎的文学成就和巨大影响，他从20年前就开始关注和研究袁中郎，立志要为其写出一部全面系统的传记。经历数个寒暑，《晚明风骨·袁宏道传》终于定稿出版了。

众所周知，尽可能地占有和研究史料，是写出一部出色人物传记的先决条件。曾纪鑫利用其特殊的地缘优势，早在故乡公安县学习和工作期间，便收集了大量有关袁中郎的家世、创作和其他的背景资料;除此之外，他还辅以田野调查;后来又到全国乃至日本、韩国等地收集资料。所有这些，为他全面透视袁中郎的精神世界奠定了坚实基础。

如何准确地定位袁中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全面分析袁中郎文学主张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渊源，是曾纪鑫的新作所要着力解答的课题。书中以专章集中展示、精辟分析了袁中郎文学主张的理论性、逻辑性。袁中郎提倡“不拘格套，独抒性灵”，在致思路径和创作态度上倾向于感性、自发、缘情、重趣的一面。但支撑它的却是对历史的通感，对人性的洞悉，对常识的尊重以及对文学持久生命力的关切。鲜活灵动的文学主张背后，闪耀着理性和逻辑的光芒。袁中郎坚信，一切有感染力、生命力的诗文必是任性而发，“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曾纪鑫的这部《晚明风骨·袁宏道传》，让读者体验到传主的文学主张穿越时空的生命力，知晓只有以心役法，澡雪心灵，搜剔慧根，真率为文，方能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文学。

袁中郎文学主张的形成和确立当然不是偶然的，而是得益于多方面的自我整合。曾纪鑫认为，除了超凡的天性、慧根和小说、戏剧、俚曲、歌谣等民间文学的长期滋养，袁中郎还深受李贽等人的影响。袁、李二人交游颇多，相知亦深，李贽的“童心说”和反叛精神，以及大量学术和文学作品，如《藏书》、《焚书》、《说书》等，给了袁中郎以斯人同怀、“吾道不孤”的精神力量。曾纪鑫精心研读了袁中郎留存的佛学作品，对袁中郎与佛学之关系做了前所未有的精辟解读。传记中对袁中郎与李贽思想之同异的研判，对袁中郎“禅净双修”的描摹尤见功力，从而为研究袁中郎文学主张的形成开拓了新生面。曾纪鑫还在书中纠正和指出了有关袁中郎研究论著或论文中的诸多舛误和硬伤。

袁中郎一生只活了43岁。在短暂的人生中，他做过吴县县令、礼部主事、吏部郎中等中下级官员，虽然官阶不高，但颇有政声。在这本传记中，作者以不少笔墨展示袁中郎临土治民的庄严气象、清吏品格以及他对晚明官场腐败丛生、苟且偷安的深重忧虑。这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以往人们认为的袁中郎纵情山水、醉心诗文而淡漠民瘼国运的印象。

无论生前或是身后，袁中郎都是一个饱受争议、是非不断的人物。比如袁中郎评价《金瓶梅》一书“云霞满纸”，便为当时和后世的道学家所诟病。尽管如此，袁中郎却总能在某段历史的沉寂之后大放异彩，特别是上世纪新文化运动兴起时，他的文学主张和创作成就，更受到胡适、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施蛰存等大家的重视和弘扬。对于这些历史的掌故和时代风尚的流变，曾纪鑫也在传记中作了脉络清晰的呈现和鞭辟入里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