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为配合全民抗疫阻击战，介绍有关历史知识，中国煤矿文联与煤炭工业文献委共同组织防疫史话专题，从吴晓煜《瘟疫纵横谈》(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选取部分文章，陆续在中国煤矿文化网和煤炭史志网上推出。

毛泽东的《送瘟神》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上面一首诗为毛泽东主席1958年7月1日所写《送瘟神》,诗前还有一序:“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南天,欣然命笔。”

此诗气势磅礴,感情充沛,态度鲜明,文字优美,体现了一个国家领袖和革命家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感,说明了新社会的人民是完全可以战胜和消灭血吸虫病的。诗用拟人和对比的手法,把江西余江县人民以至中国人民战天斗地,改变旧貌的英雄气概充分表达出来了。

江西是我国血吸虫病比较普遍的疫区。血吸虫病主要流行于省内五大水系——赣江、信江、饶河、修水、抚河流域,特别是都阳湖平原和长江沿岸。《德化县志》上就记有清初治疗“水蛊病”的医案,1909年九江首次证实有血吸虫病例,此后接连不断地有病例报告,甚至外国人也有染上此病者。至1958年全省有35个县市、372个乡镇为疫区。

血吸虫病给江西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害。据《江西省卫生志》(黄山书社1997年版)所列的资料,仅余江、丰城、新建、万安等30个县的统计,就死亡32.6万人,被毁灭村庄1315个,有5469个家庭消失(绝户)。其中万安县绝户数3372个,死亡12200人;丰城县毁灭村庄129个,绝户数13949个,死亡60940人;余江县毁灭村庄42个,死亡29267人。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后果!据报刊资料和调查,德安县林泉乡大徐屋村,清末曾有上千人,到1949年仅剩两家寡妇三根苗,其中两个还是血吸虫病人;丰城县埂头村,同治九年(1870年)有1400余户,4000余人,到1949年仅剩一个寡妇和一个小女孩。余江县妇女多不生育,“多年难闻婴儿声,十家九户绝后代”。这正是毛泽东在诗中所讲的“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歌”的凄惨悲凉景象。

作为人民的政府,组织人民消灭血吸虫病,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使老百姓免于血吸虫之苦,这是当时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各级政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1954年冬毛泽东主席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动员令。江西省积极响应,认真组织。1954年12月7日,省政府发出《关于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指示》。1955年12月江西省委成立防治血吸虫病五人小组,此后省、地、县相继成立了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建立了办事机构先后建立了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和寄生虫病研究所、省血吸虫病防治辅导组、机械灭螺队等。各地也纷纷成立机构,组建专业血吸虫病防治队伍。

此外,大搞宣传教育活动,普及血吸虫病防治知识,提高群众的防范意识。据1956年统计,全省共放血吸虫病防治电影212场,办展览978次,张贴标识漫画41.7万张,出黑板报2029期,印发各种血吸虫病防治资料74万份。

余江县更是行动迅速积极的地区。1955年,他们制定了两年消灭血吸虫的规划,全县进行了大面积的灭螺运动。有的进行光式的铲草堆肥灭螺,有的开新沟,填旧沟,填水塘,土埋钉螺,取得了显著成效。1955-1957年连续三个冬天,打了三次灭螺大会战,2.6万人投入战斗,共填老沟191千米,开新沟117千米,填旧塘503个,搬动土石418万方。同时实行了包复查、包复灭、包三光铲草的三包责任制。这正是一番“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的壮阔景象。这样,血吸虫病防治效果越来越明显,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不断向前扎实推进。1958年6月省血吸虫病防治办公室组织专业人员复查,认为余江县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超过了中央制定的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标准,“取得了根治血吸虫病的伟大胜利”。同时江西省委又邀请全国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和省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专家进行评议,由主管部门颁发了《根除血吸虫病鉴定书》。至此,在余江县肆害多年的血吸虫“瘟君”被“纸船明烛”烧到天上去了!《人民日报》当年6月30日对此进行了报道。

对此,与老百姓息息相通并对血吸虫病有深切了解的毛泽东当时所表现出的激动、喜悦和振奋真是难以言表,他想了很多很多,夜不成寐,于是欣然命笔,挥毫写下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有机结合的著名诗篇《送瘟神》。

1958年10月3日,毛泽东的《送瘟神》一诗发表后,整个余江县及江西省沸腾了。余江县委、县政府组织了宜讲团,省和县创作了一大批剧本、诗歌、散文、绘画等作品。过了10年之后,即1968年,余江县建了血吸虫病防治陈列馆,疫区县县建起了“送瘟神”诗碑。1978年在余江县又兴建了送瘟神纪念馆和送瘟神诗碑,又请人创作了《铁臂银锄》群雕。华国锋同志为纪念馆题词:“加强领导,依靠群众,为实现毛主席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遗愿而奋斗!”

然而,物换星移,战斗正未有穷期,四十多年前余江县等地消灭了血吸虫,并不等于历史在今天和今后不会重演,更不能断言瘟君不会卷土重来!1987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情况反映”刊出“鄱阳湖区血吸虫病患者猛增”的消息;据《江西省卫生志》的资料,1981-1992年,江西省就查出血吸虫病人6.8万人,其中新病人为12万例。这足以说明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可松懈斗志,不可忘记为老百姓解除忧患,多办实事。

(2004年3月5日)

马克思关于瘟疫的论述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者马克思,是世界人民永远敬仰与尊崇的伟人。他所创立的学说永远闪耀着无尽的光芒。至今,连他所要打倒的敌人,对于马克思的道德、文章,以及许多观点与预见都是不得不佩服的。这正是马克思之所以伟大的原因。

在这篇谈瘟疫的小文章中,由于大家对于马克思的生平与评价多有了解,故不多作介绍。但是,不少人所忽略的是,由于马克思所处的年代,在欧洲发生过几次瘟疫的流行,而且也见到了许多关于瘟疫的报道、调查报告和有关资料,因此他对于这一威胁人类生命安全的瘟疫也是多有谈及和论述的。今天我们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对于瘟疫的看法、认识和预防瘟疫的重要思路,这对我们来说,不仅有很大的启迪,而且是宝贵的财富。还是让我们看一下马克思的一些具体论述吧。

在1859年,马克思发表了《相对剩余价值的产生》(见《马恩全集》第23卷)。这部著作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篇。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写道:

一种最丢脸、最骯脏、报酬最低,主要是雇佣妇女来千的活是清理破布。…清理破布的女工是传播天花及其他传染病的媒介,而她们自己就是这些疾病的最先牺牲者。

与这种描述较近似的,就是马克思对于印度发生瘟疫的一些揭露。他在《不列颠的交易》(见《马恩全集》第15卷)中是这样讲的

在整个北印度,1859年秋收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大大低于中等年景,……与农产品缺乏和价格昂贵的同时,瘟疫也猖獗起来。

在整个西北部,霍乱流行病如此严重地威胁着人口稠密的城市,以至日常生活在许多情况下都停止了,居民像躲避入侵的敌人一样四处逃生。

对于发生在1865年前后的伤寒病的情况,马克思在《资本的积累过程》(见《马恩全集》第23卷)这部不朽的大作中是这样描写的:“1865年,城市比过去任何时侯都更加拥挤不堪,简直难得有一间招租的小单间。”此外,他还引用一位名叫恩布尔顿的医生所讲的话,来描述这种情况:

毫无疑问,伤寒病持续和蔓延的原因,是人们住得过于拥挤和住房肮脏不堪。工人常住的房子都在偏街陋巷和大院里。从光线、空气、空间、清洁各方面来说,简直是不完善和不卫生的典型,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耻辱。男人、妇女、ル童夜晚混睡在一起。男人们上日班和上夜班的你来我往,川流不息,以至床铺有难得变冷的时候。这些住房供水不良,厕所更坏,肮脏、不通风,成了传染病的发生地。

在这部著作的另外一个地方,马克思非常激动地写道：

现在我们谈谈一个来自农村而大部分在工业中就业的居民阶层。他们是资本的轻骑兵。资本按自己的需要,把他们时而调到这里,时而调到那里。当不行军的时候,他们就“露营”。这种流动的劳动被用在各种建筑工程和排水工程、制砖烧石灰、修铁路等方面。这是一种流动的传染病纵队,他们把天花、伤寒霍乱、猩红热等疾病带到他们扎营的附近地区。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指出,工人们住在处于传染病影响下,是极不情愿的事情,他们根本无力改变这种可怕的现实。请看马克思在《资本的积累过程》一书中的一段话：

斯蒂文医生说:在我看来,再没有别的实物工资比这人ロ稠密地区所实行的实物工资更坏的了。工人不得不接受处于传染病影响下的住房,作为他们工资的一部分。他们自己一点无能为力。

此外,在《布伦坦诺 contra马克思》(见《马恩全集》第22卷)一文中,马克思这样写道:

正是因为在到1863年为止的最近二十年中工人阶级状况的“没有先例”的改善,就表现在伤寒、霍乱以及其他种种美妙的传染病的流行上。这些疾病最后终于从工人住宅区蔓延到城市的贵族住宅区。在这些报告书中,调查了英国工人在居住和饮食方面的“生活资料”的没有先例的“增长”,发现在无数情况下,他们的住宅都是传染病的真正发生地,饮食则是勉勉强强达到的,或者甚至低于不至于因挨俄而死的水平。

那么,政府对传染病的防治又是怎样进行组织的呢?马克思在《资本的积累过程》中指出:

随着工业的发展、资本的积累、城市的扩展和美化,灾祸越来越严重,以至到1846年到1847年间,仅仅由于害怕那些对“上流人士”也决不留情的传染病,议会就制定了不下十项的卫生警察法令,在某些城市,如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地,吓破了胆的资产阶级还通过他们的市政当局来进行干涉。

与上述所介绍的马克思关于瘟疫的几段论述与引言相类似的,还有一些。而且一些言论是与恩格斯共同创作的,我们将在另篇文章中加以介绍。

今天我们重温一下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有关瘟疫的论述,不仅感到非常的亲切,而且深受教育和启发。他那敏锐的洞察力、犀利如锋的语言,都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第一,马克思这些论述中,引用的第一手资料十分丰富,涉及印度、英国、波兰和欧洲大陆,所提到的瘟疫包括天花、霍乱、斑疹伤寒、猩红热等。为了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和可信性,马克思甚至直接引用了医生的话和卫生调查报告中的资料。这些资料为我们研究当时的瘟疫流行史,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和依据。

第二,马克思十分明确地指出,在任何瘟疫流行的地区,受害最大,苦难最深的就是那些一贫如洗的穷人、工人和无产者。他们从事着最肮脏最丢脸报酬最低的工作,是各种传染病所吞噬的主要对象,瘟疫给他们带了极为惨痛的恶果。他们“像躲避入侵者一样四处逃生”;那些清理破布的可怜的女工们“就是这些传染病的最先牺性者”。马克思对于工人阶级寄予了深刻的同情。

第三,马克思特别指出了瘟疫的可怕和传染性。由于人口的流动,这些人就成了瘟疫的“流动纵队”,一些患者成为“传播天花及其他传染病的媒介”。不仅如此,瘟疫还从工人居住区流动到了贵族居住区,传染病对“上流人士也毫不留情”。瘟疫的传染、蔓延速度快,并且不分对象,这正是瘟疫的一个显著特点。马克思在这一点上,观察得十分准确。

第四,马克思用自己独特的洞察力,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向人们揭示了发生瘟疫蔓延的深层次社会原因和阶级渊源。正如他在《资本的积累过程》中明确指出的那样“随着工业的发展、资本的积累、城市的扩展和美化,灾祸越来越严重”。事实正是如此,欧洲瘟疫的大面积传播是与工业化进程有着直接关系的,在资本的积累和流动过程中,大批的农民进入城市,人口随着资本的聚敛和流动而流动,这就使瘟疫有了传播的可能和载体,这一点已经为无数事实所证明。另一方面,无产者恶劣的生活居住条件和简陋的卫生设施,加速了瘟疫的蔓延,这些偏街陋巷,不通风、肮脏不堪的贫民区成了瘟疫的发源地。马克思说“他们的住宅,都是传染病的真正发源地”,此话可谓一语中的,击中要害。从马克思对于资本的解剖以及阶级对立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的进程与瘟疫之间的天然的、内存的联系。

第五,马克思以极其愤慨的语言,揭露了政府和市政当局对工人阶级生活条件改善和瘟疫之苦的毫不关心,只有到了瘟疫传播到上流社会和贵族居住区时,他们才吓破了胆,赶忙采取措施。马克思讲这“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耻辱”。

(2003年11月11日)

红军《暂定传染病预防条例》

在我查找红军时期抗疫有关史料时,江西煤炭行业办公室的汪少舟主任给我捎来一本《江西省卫生志》(黄山书社1997年出版)。在该志的附录中收录了1933年颁布的红军《暂定传染病预防条例》。这是我见到的革命军队较早的卫生防疫法规。

当时处于艰苦的战争年代,红军连年征战,生活卫生条件很差,药品又不足,因而当地群众和红军战士中往往流行时疫。为此,中央军委于1932年发布了关于开展卫生防疫运动的训令。要求全军“各级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与卫生人员要切实地鼓励起在前线擢毁敌人的精神和勇气,从卫生上来消灭现行的疟疾、痢疾、下腿溃烂等时症,要运用各种方法……进行卫生运动”。

为了使卫生防疫运动得以规范化、制度化,中央军委于1933年10月27日公布了《暂定传染病预防条例》。这一条例由红军总卫生部所拟,由代主席王稼祥、副主席彭德怀签署,以中央军委命令形式发布。命令讲:“总卫生部所拟,呈红军暂定传染病预防条例,尚属合用,特公布之。”

《条例》适用于军队范围,共分为十条,现将其内容简述如下

第一条,规定了传染病为九种:霍乱、痢疾、天花、肠伤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猩红热、鼠疫发疹伤寒、白喉。但是九种以外的传染病“应按本条例施行预防法之必要时,得由(红军)总卫生部临时指出”。

第二条,讲部队卫生机关认为必要时,“可指定某些红色战士施用清洁及消毒方法(照总卫生部公布的消毒法)”。这说明红军的消毒是比较规范的。

第三条,明确了在发现传染病疫情时,除进行报告外,还应该做的工作。主要有七项,即进行健康诊断及检验尸体;禁止或限制集会游行;隔离部队与外部交通;可能传染的一切物品及食品要禁止使用或废弃之;井泉、河边沟渠等所有污物堆集场要新设、废弃或停止使用;疫区内禁止游泳捕鱼;实行捕鼠、灭蝇。这些措施都是可以办到的,且有针对性,简便易行。

第四条,规定医生在诊断传染病人或检查尸体时,要将消毒方法告诉卫生员或部队负责人照办,并由卫生机关向邻近部队通报。

第五条,发现传染病或疑似病例,一定要及时报告卫生机关。

第六条,对传染病人住的房屋及接触者,必须服从医生或检疫防疫人员的指示,进行清洁消毒。

第七条,在疫情蔓延时,部队之间要断绝交通,以防传染。

第八条,必须将患传染病者运至卫生机关。

第九条,明确了处理疫尸的要求。尸体要严密消毒,在24小时内成殓,埋葬于人烟稠密处三里之外,要深埋七尺以下。

第十条,为罚则,凡不执行本条例,不按卫生机关要求去办的由卫生机关呈请首长予以相应处罚。

这十条规定,现在看虽然简略一些,但是在我们今天难以想像的残酷的战争年代,能有这样的卫生防疫法规,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2004年2月25日)

红军根据地大力防治瘟疫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共产党在军阀割据的空隙和边缘地区开辟了若干根据地,建立了红色政权。这些红色根据地地处偏僻的农村和山区,交通不便,供给困乏,卫生条件恶劣,军队生活十分艰苦,因而战士发生疾疫者多有。正如毛泽东在《井网山的斗争》一文中所讲的那样,“除粮食外,每人每天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冬天还是穿两层单衣。由于营养不良,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而当地农村卫生情况极差,传染病时常发生和蔓延。川陕地区的达县盘石乡《乡志》中写道:“居民不重清洁,不重卫生,每每厨厕相连,人畜共处,牛洩猪便,狗粪鸡屎,恶臭扑鼻,污秽盈庭。蛇虫蚁蝼,蚊蝇鼠蚤,蛛网密布,有碍健康,妨害生命。如此之家十之八九。”

正由于上述问题,加上国民党的围剿和封锁,造成根据地时疫多有发生,有时还相当严重。1931年2月鄂豫皖特委在一份材料中指出:“卫生问题是个严重问题,…现在伤病又多,疾病亦易发生,以至农村中健全的人很少。”1932年10月湘赣省委在给中央局报告中也指出:“湘赣苏区今年的疾病也特别严重,主要是打摆子、烂脚、秋痢。萍乡死了2000人以上,莲花、攸县、宁、萍乡各机关的人员大部分病了,无人主持工作,损失更大。”1932年12月湘赣军区总指挥部报告:“八军前方只有2100人,后方医院伤兵与烂脚者2100多人,前后方数目几乎相等,部队减员惊人。”这种严重的疫情,大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严重危及政权建设。防治疫病问题,已经成了保卫红色政权,将革命进行下去的一个重要任务。当时向疾疫进行斗争的主要措施有:

第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内务人民委员会成立了卫生局,统管全苏区卫生工作,军委设总军医处统管全军卫生工作。各级领导对于防病工作高度重视。1929年12月,红四军党代会形成加强卫生工作的决议,“军政机关对于卫生问题,再不能像从前一样不注意”,“卫生机关的组织应特别使之健全,办事人要找有能力的”。1932年1月12日,临时中央人民政府讨论防疫问题,决定举行“全苏维埃防疫卫生运动”,第二天即1月13日《红色中华报》发表了由项英署名的社论《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生运动》。社论阐述了开展防疫运动的重大意义,提出了开展这一运动的基本方法,号召各级政府要加强领导,各级卫生机关要研究防疫的方法等,展开了卫生防疫工作的群众性运动。

第二,制订防疫法规,使之规范化,有所依据。进行防疫立法,这是红军时期防疫工作的一个特色。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以第二号训令发布了《苏维埃区域暂行防疫条例》。《条例》共八条,明确规定了适用于九种传染病:霍乱(虎列拉)、赤痢、肠窒扶斯(伤寒)天花、发疹窒扶斯(斑疹伤寒)、猩红热、白喉、鼠疫、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在条例中确立了疫情报告、隔离、巡视、疫患处置、尸体掩埋、饮食卫生、个人及环境卫生等法律制度,此外还提出领导者的责任以及卫生宣传、发动群众等各项防疫工作要求。这是我国新政权的早期防疫法规,对于规范红军及苏区的防疫工作起到了较大作用。1933年中央军委颁布了《暂定传染病预防条例》,也规定了对上述九种传染病的疫情报告、隔离、检疫、消毒等制度。各根据地和军队对这些法规的贯彻和落实都十分重视。1932年12月18日湘赣苏区政府对此做出决议案,要求“必须号召广大群众举行卫生防疫运动,执行防疫条例,预防各种时疫发生,保障群众的健康,这是巩固革命战争不可忽视的工作”。

第三,加强防疫宣传工作。做好宣传工作,这是搞好防疫的一个关健,也是我党我军的一个好传统和工作优势。1933年5月颁布的《卫生运动纲领》指出,“在现时,群众的大多数缺乏卫生常识和卫生习惯的时候,若没有对卫生常识和过去迷信、邋遏等习惯的广大的猛烈的宣传鼓动与批评,定不能动员群众做卫生工作”。要求把卫生宣传作为“头一件要做的事,也不是只做一次两次就可以完了的,要靠着经常不断的宣传鼓动与批评”。使大家都能“明白疾病的来源,要明白卫生的方法”。当时防疫宣传形式上也是丰富多彩的,不放过任何一个宣传机会,如上卫生课,每五天次,纳入连队作息日程;对儿童开卫生教育课,编印卫生识字课本;每月开一次卫生晚会,用文娱节目形式推介防疫知识;在节日时组织化装宣传队:搞卫生游艺会,将卫生知识溶入游艺节目;出版卫生墙报、张贴防疫标语;大量印发卫生宣传材料。1933年8月四方面军徐向前总指挥亲自撰写了《简略卫生常识》,以干部必读书刊印发,提出八项卫生注意事项,明确了对烂脚病、伤寒、痢疾、疟疾等八种疫病的防治方法。此外还通过报刊大量刊登这方面的文字。红军时期的防疫宣传工作真是搞得有声有色。

第四,大搞群众卫生活动,进行个人和环境大扫除。主要内容有七项:①要通光,被褥要常晒;②保持房间空气新鲜,多开窗户;③保持水的清洁,疏通沟渠,室内要干燥,煮饭要用活水;④煮熟饮食,禁食腐败食物,水果要去皮洗净再吃;⑤勤洗澡、洗衣,去污垢,免生虱子,打扫公共场所,保持室内清洁;⑥剿灭苍蝇,开展捉蝇竞赛,捉了用火烧掉;⑦隔离病人,不要与病人共用碗筷,不要人多集中一处,避免传染。此外对战士的理发、刷牙、洗头足、剪指甲、行军宿营都有具体要求。这些对于防止疫病的发生都起到明显的作用。

第五,培训技术骨干,采购药物。防疫治病工作需大量的专业医务人员,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为此各红军及根据地都相继开办了各种类型的培训班,采取短期速成的办法,以战士多发传染病为重点进行教学。当时开办了军医班、看护班、调剂班、卫生员班、研究班、卫生行政人员班等。1934年川陕根据地天花流行,就有针对性地开办了牛痘训练班,组建了种牛痘排。为解决当时药品十分匮乏问题,一是大量到国统区采购,红军每到一地也从当地购买;二是注意从敌军手中收缴医药物资;三是利用山地资源,广泛采挖中草药,并研制中成药,这些都在抗疫中解决了大问题。

第六,开展卫生检查、评比和竞赛。这是我军的一个创造。在当地开展家与家、组与组、村与村、区与区之间的卫生竞赛,对于优胜者送旗、登报、上红榜和发奖品,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卫生管理部门还经常下部队、进村户进行卫生检查,批评后进,表扬先进。当时规定的检查项目共有十二条,都是针对实际列出的必须做到的基本内容。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使红军及革命根据地的卫生面貌有所改观,防疫治病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1933年12月,毛泽东到长冈乡调查时,还详细调查了防疫卫生工作的开展情况。在其写的《长网乡调查》专有卫生运动一节,分述该乡开展卫生运动的办法、工作、成绩和舆论。毛泽东同志讲道:“疾病是苏区的一大仇敌,因为他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网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这说明了红军根据地的卫生防疫运动收到了明显的成效。

(2004年2月24日)

川陕根据地的卫生防疫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进入四川北部,12月25日解放通江,1933年2月中旬在通江成立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亦称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到1933年这一根据地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十大区域”。

然而,通江等地地瘠民贫,历来瘟疫不断。据1916年的统计数字,该县因霍乱、伤寒、赤痢、痘疮、疹热病等八种传染病总死亡人数为23739人,而当时全县人口才237620人(资料见《通江县卫生志》1988年)。又据《蜀评》第9期所披露,1925年中国济生会特派员报告:通、南、巴三县“连续三年灾荒,颗粒无收,逃亡失所,不计其数。饿而死者十数万”。“刻下疫疠太甚,每县日毙数百人,多停放棺木在家,无人无力扛抬者。甚至将死尸聚集,挖万人坑葬之。办赈人每入一家,见其尸秽,难以调查。”1932年宣汉县柏树乡流行伤寒,三分之一的人生病,因有人无钱买棺,只好用篾席稻草裹尸掩埋,有的尸骨在外,惨不忍睹(参见1962年《川北革命根据地的医药卫生事业》)。

在这种情况下,新生的红色政权必须高度重视卫生防疫事业这样才能巩固新政权,保障军队的战斗力。一位部队负责人指出:“战地卫生极坏,病员剧增,是个严重问题。如果没有战胜这种致病的办法,将来死亡于枪弹者较小,病死于瘟疫者较多,这可以影响到革命战争的胜利。因此必须来一个大转变。无论行军驻军,无论休息、作战,无论战士与官长,都要讲卫生,实行奖励,实行处罚。”为此红四方面军建立了总医院,1933年8月召开入川后第次全军卫生工作会议,发布卫生工作训令,培训招募医护人员,大力宣传卫生防疫知识,积极开展防治疾疫的各项工作。

主动为当地老百姓治疗疫病,不仅是红军宗旨所要求,也是防止疫情延及军队的重要措施。为了解决种牛痘问题,总医院专门成立了种痘排,除去给部队战士种痘、打预防针外,也为当地群众进行预防接种。据徐立清《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工作的片断回忆》一文讲,1934年通、南、巴一带时疫流行,军民患伤寒、痢疾的极多,许多群众死于疫痢。于是,总医院就组织抽调人力,到疫地宣传防疫知识,为群众医治疾疫抢救危重疫者,收到很好的效果,把大批患者从死亡线上挽救过来。如桑坪乡的苏维埃主席何九德和他弟弟、父亲相继染上疫疾。红军得到此讯后,立即派医生上门治疗,不仅较快治好病,还送去粮食。这在当地居民群众中反映极好,人们纷纷传颂红军为民救疾的美德。

在地方上招募聘用有经验的中医,以补医务人员不足,这是红军在卫生防疫工作中的一条重要措施。这一点红军首长特别注意,川陕苏维埃政府制定了《优待专门人才条例》。比如在红军总医院初迁王坪时,医务人员缺乏,伤寒、痢疾、疟疾等在军中蔓延,红军战士约有十分之一的人染上时疫。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大力寻找延聘中医。有一位当过“团正”的老中医,叫杨成元,当时是镇压对象,逃到了深山洞中躲避。红军派人告诉他“只要给红军看好病,不再干坏事,…担保人身安全”。杨遂来医院,他又联系了一些中医,经过日夜工作,不到半个月时间,一场严重的时疫被控制住了。为此部队领导还把自己的马送给他骑,任命他为中医部主任,他们的伙食也比较优裕。

广泛开展卫生宣传工作,这不仅是我党我军的一大强项与优势,而且也是红军整个卫生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效果十分显著,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医药的匮乏与紧缺。其中宣传卫生防疫工作的重要性、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是主要内容。有的部队领导亲自撰写卫生宣传材料。如参谋长曾中生在《干部必谈》23期上发表了文式的卫生知识文章。文中讲:“衣服要常洗,被巾要常晒,洗头洗脸洗脚洗身,时时不要懈。”“饮水要干净,食物要清鲜,还要想尽办法对付蚊子和苍蝇。”

此外各地还根据川陕省委宣传部和省苏维埃政府印发的《般卫生常识》(要点),编印许多卫生防疫宣传资料。有些地方张贴了许多标语,当时广元各场镇普遍贴有“爱清洁,讲卫生!”“实行卫生,强健身体!”的标语,甚至把“破除迷信,讲究卫生!”“不喝生水,预防疾病”等标语口号凿刻在山中岩石上,使人远远就看得到,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中,收录了当年的《一般卫生常识》(要点),今天看来也是很有特色的。这个简要小册子写得很有针对和通俗实用性。共分为七项。(一)健康法。共列有18项健康之法,十分具体和可操作。(二)空气的用处。“人几分钟不得空气便要立刻送命”,“夏天睡觉要打开窗子”,“房子要宽敞一点、窗子要多一点,尤其是(要)流动的新鲜空气”。(三)公共地方的卫生。提出垃圾、污水、粪便处理和食品及个人卫生习惯等7项要求。(四)晒太阳有什么好。阳光可以杀菌、健身,“要经常晒太阳才好”。(五)防备生病的妙法。介绍了7项“妙法”:勤洗、勤换、爬山、洁食、通便、起居有序、精神振作。(六)饮食。“宜新鲜、清洁、食适”,“勿多食”。(七)卫生的好习惯。如不要用手掏“耳、鼻、目、口”和用手抓肤痒等。试想,在当年那样艰苦恶劣的条件下,还能要求做到上述事项,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今天的卫生条件比之不知要优越多少倍,我们是没有任何理由不搞好卫生防疫工作的,各级政府是没有任何理由做不好此项工作的。

(2004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