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荆永鸣认识是在1994年5月。当时我在阿鲁科尔沁旗政协工作，到赤峰市参加赤峰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住在昭乌达路上的民族旅社(现在的民族宾馆)，会议结束那天，晚饭前我到市文联接待室看望我在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研究班的同学、时任市文联副主席的高晓力，那一届文研班赤峰市只有我们两个人。屋子里坐着几个基层来参加会议的作者，他们正在热烈地说着什么。我以为是在开会，想退出去，高晓力热情地让我进屋，并向几个人介绍我是他的同学,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工作，是来参加会议的；同时介绍了几个作者，也是来参加会议的，正在闲聊，其中就有荆永鸣。

我是个内向的人，在人多的场合，喜欢安静地坐在一边，听别人说话。屋子里人多，我就拘谨地坐在一边，听他们说话；荆永鸣看出了我的心态，说咱们虽然没见过面，相互了解，我看过《小说月报》转载过你的小说《辘轳乡》，写得不错。他这么一说，我感觉和他的关系拉近了，心情放松了。我说看过你发表的小说，都是写矿山生活，风格坦诚，表达浓郁的亲情，就此我知道你是平庄矿务局的作者。我说话的时候，心里暗自惊奇，他可真英俊，特别是两只眼睛，特殊地明亮，念书时学过炯炯有神这个词，不知道怎么解释，见了荆永鸣，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他爱说，几个人都听他说，他说创作得有生活，随时随地进行观察，比如他乘坐班车都在观察。他讲了一个在班车上和一个农村妇女对话过程，大家听得兴趣儿盎然。

他给我的印象，性格比较乐观，对人比较真诚。

第二次见面是1994年的秋天，《草原》杂志社的副主编白雪林到赤峰市采写报告文学和组稿。我当时正从阿鲁科尔沁旗往赤峰日报社调动，因为手续没办理完，在《作文报》借调当编辑，白雪林到《作文报》找到我，说是想到赤峰的几个大型企业采访，和分管的副市长李双临联系，总是联系不上，不是开会就是下乡，他知道我和李双临是阿鲁科尔沁旗的老乡，都是《草原》杂志的作者，关系密切，让我帮助联系。我给李双临打了电话，领着白雪林到市政府李双临的办公室，白雪林说了来赤峰的目的，李双临让市政府办公室给五家企业开了采访的介绍信，其中有位于平庄的“草原兴发”。

我陪着白雪林到了平庄，在矿务局接待室打电话时，旁边一个作者听说是《草原》杂志副主编来了，就给荆永鸣打电话，工夫不大，来了一帮作者，荆永鸣热情地握着白雪林和我的手，那种坦诚劲溢于言表。

在平庄采访的那几天，荆永鸣，徐占夫，刘欣生，赵文凯，张玉国(麦沙)等作者工作都很忙，白天我们到企业采访，他们去上班，晚上吃饭的时候他们就过来。陪我们吃饭的过程中，他们特别热情，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文学创作队伍状况，创作上取得的成绩，还说起和北京煤矿行业作家的关系，荆永鸣特别提到“北京二刘”(刘恒，刘庆邦)中的刘庆邦，表露着对刘庆邦的尊重；他们询问白雪林采访的情况，积极地帮助联系企业，协助白雪林完成采访任务。晚上他们组织舞会，唱歌，跳舞。我感受到，平庄矿务局的作者和其他地方的作者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对人特别坦诚，说话办事毫无保留，真心实意对待客人，这种坦诚不掺杂一点客套、礼节和虚假，是发自内心的。

我对此好奇，也是因为写作的需要，想探明究竟，私下向荆永鸣请教。

荆永鸣问我，别处的人不这样坦诚吗？

我说别处的人对人也坦诚，但是常常感觉有客气的成分，或者出于礼节，你们没有这种成份，向客人敞开心胸，真诚地坦诚。

荆永鸣说，这是一种文化，和这里的地域及人们从事的职业有关。这里是出产煤地方，下井挖煤的人，下到地下深处，等于把脑袋别在了裤腰上，下去了，是不是能上来，不好说；虽然多少年不会遇到一起事故，遇到一起就危及生命，今天活着，明天也许就不在了。这种职业和这种心态就造成了人们有一种无私的心态，真诚地对待世界，坦诚地对待人生。虽然管理人员不下井，可是，他们和下井的人息息相关，命运相连，心态也就和下井的人一个样。

听了他这番话，我心灵受到了震动，我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心灵得到了净化。

荆永鸣编辑着矿务局的文学刊物《黑海潮》，他请我为他的杂志写点儿文章，支持一下他。我当时就答应了。回到赤峰后，我写了短篇小说《辘轳县》，那时候稿件都是写在格纸上，寄给了荆永鸣，他发表在《黑海潮》1995年1期的头条。过了一段时间，我给荆永鸣打电话。问这篇小说在别的杂志上还可以发表吗？他说，《黑海潮》是内部刊物，不算是正式发表，可以在别的杂志上发表。我把《辘轳县》寄给了黑龙江省的《北方文学》，《北方文学》发表在1997年10期。

第三次和荆永鸣见面是1999年5月份。我们共同到呼和浩特参加内蒙古自治区第二次青年文学创作会议。会议的间隙，我们赤峰去的几个作者喜欢凑到一起，坐在屋子里闲聊，或者到街道上散步。谈论的内容大多是文学创作，讨论全自治区的文学创作情况，交流创作体会。在大街上散步，边走边说，荆永鸣是主讲，内容大多是他见过的趣事，或者学某个作者的说话方式，引得我们哈哈哈大笑。有他在场，气氛特别的活跃。

后来听说他到北京办事处工作，开了饭馆，经营宾馆，但是，并没有扔掉文学创作。我在《北京文学》和《小说选刊》等刊物上读过他的《外地人》《北京时间》《北京候鸟》等系列小说。他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小说《大声呼吸》我认真地读了几遍，感受到了他在文学创作上的巨大进步，特别是对文字的把控、文学的感觉和艺术省悟上，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听到永鸣去世的消息，我感到很突然，心情非常悲痛，祝永鸣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