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9月下旬，古老的彭城大地，经过当年最高气温43.3摄氏度炽热薰烤的人们，已经感受到秋日的凉爽和惬意。一位细条身材、清瘦精干的小伙子，大步流星地走在通往贾汪的小道上。

他叫鹿周继，1901年出生于徐州市邳县戴庄乡野场村一户贫寒农家，1926年在湖南长沙当铁路工人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5月，参加湖南省总工会领导的罢工斗争，遭到许克祥军队的镇压被解雇。1928年3月，与中共铜山县委取得了联系。根据江苏省委负责人李富春关于“要特别注意两路(津浦、陇海)、一矿(贾汪煤矿)和城市军运工作”的指示，受中共铜山县委委派，鹿周继只身前往贾汪煤矿，开始他传奇的地下斗争：到贾汪仅三个月，便成功组织了徐州煤矿第一次工人运动——“窑木斗争”，首战告捷。时隔10个月，再次组织工人运动——徐州煤矿史上著名的罢工斗争“大闹铁道门”，威震全国。1930年春天离开贾汪煤矿，当地革命斗争跌入低谷。1941年他重返贾汪煤矿，组织“红粮斗争”，再次取得重大胜利……

漫漫黑夜，矿工生活凄惨悲苦，不堪屈辱，急需拯救于水火之中。

贾汪，原名贾家汪。因其东南角有股山泉流溢，汇成一个小汪塘，被一贾姓人家占有，故起名“贾家汪”，主人曾贴过一副春联炫耀：“门对青山龙虎地，户临绿水凤凰池”。

1880年夏天，贾汪地区大雨如注，山洪暴发。村民周勉到后王庄北侧孙家林附近砍柴，意外发现山洪冲刷过的山凹处露出了黑炭，他不经意地用随身所带工具杵了杵，不想黑炭面积越现越大。他欣喜若狂地快步跑回家中，拿来铁锨等工具进行刨挖，揭开了沉睡了亿万年的黑色面纱，贾汪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开始引人注目，历经磨难坎坷，几度兴衰起伏。南京候选知府胡思燮、广东商人吴未熊、北佯军阀袁世凯族弟袁世传、民族资本家刘鸿生、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政府，先后在贾汪勘探办矿。起初大都采取原始旧式开采法，手工刨掘，使用一米多长、0.7米宽、0.5米高的的椭长型柳条框装煤，矿工们嘴衔油灯，用绳索背在肩上，弓着身子，将装在柳条框中的煤炭，一步一步拖拉运出，俗称拉拖。

为更多地获取利润，减轻负担和精力，矿方实行把头制度，将生产任务定量、定价包给包工柜把头，自负盈亏。每个包工柜设有大把头、二把头、三把头，经过多重剥削，工人每天挣到手的工钱微乎其微。把头规定，从事井下刨掘工作，每人每天给50枚铜元，运煤者每人30枚，其他杂工每人20枚。当时一角银元可换铜元30枚，井下最辛苦的刨掘工人每日也只有0.17元，其他杂工每人每日只有7分钱。按照当时的食品价格，每人每天最少需要0.18元，才能维持最起码的生活。即使最辛苦的刨掘工工作一天，也只能勉强挣够自己的基本生活费，根本无法养家糊口。

把头还与当地地痞、流氓勾结，压榨工人，制订了许多苛刻的“窑规”，如矿工下窑必须领工牌，如果领不到工牌就不能下井，为了挣得一点活命钱，工人们往往三更半夜就到矿门口排队。领牌后进矿，需经盘查和搜身。需小把头用棍子在头上敲打一下，即所谓的点勾。还有包括做工期间不得偷懒歇息等等。包工柜门前竖着吊打矿工的木架，谁犯“窑规”，就被吊打。一旦体弱有病不能下井劳动，便永不雇用。矿工们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艰难生存，受尽折磨和屈辱。

一个冬天的早晨，呼啸的北风，吹进几乎没有遮拦的井口。工人陈启哲，身穿烂裤破袄，光着双脚，冻得直打颤，实在难以忍受，就到井口的火炉旁烤火取暖，没注意坐到了把头的木墩子上。把头手拿白腊条子走过来，对着陈启哲的头部和胳膊狠狠地抽打。打得陈启哲浑身是血，不能动弹。工友们张金栋、梁二喜等人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满腔怒火，忍不住地喊了几声：“不许打工人!”随即遭到无情的棒击和恐吓。矿工马五、李兴其、马宣付和邵士银4人只有一条裤子，谁上井谁穿。矿工李福田四季只有件烂褂子，破了补，补了穿，20多年，褂子补成了小袄，重达15斤。

1927年春天，贾汪西市沟里，躺满了饥饿的人群，其中有许多幼童。他们身上插着草标，任人挑选买走，换得一点度命口粮。矿工李大方的小妹，只有七岁，无奈被卖掉，也只换得3斗杂粮。当她知道自己被卖后，哭闹着死活不愿离开，跑出去钻进邻居柴草垛里藏了四天四夜，最终还是被找到。李大方站在自家院里，不敢出来见小妹最后一面，只是从手指宽的门缝里，偷偷地看着买家把小妹强行拉走，小妹急得在地下打滚，撕心裂肺地哭喊着，他强忍着转过身去，无力地躺倒在地上，两手捂着双眼，嚎啕大哭……正如当时在贾汪矿工中流传的歌谣一样：“窑啊窑，窑啊窑，不养老来不养小，一生出尽牛马力，死时不知哪里倒。”

到贾汪仅三个月，鹿周继第一次组织了工人运动----徐州煤矿第一次工人运动“窑木斗争”，首战告捷。

1928年9月，鹿周继来到贾汪煤矿后，利用当矿工的条件，经常与工人们一起聊天、拉家常、交朋友，以通俗易懂的道理，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宣传党的主张和劳苦大众团结闹翻身的思想，帮助他们提高觉悟。有一次，他问一位工友：

“你知道资本家的钱财从哪儿来的吗?”

“……”工友答不上来。

“那你一天挖多少炭应该知道吧?”

“知道，一天能挖30车炭。”

“30车炭给你多少工线?”

“4毛。”

鹿周继用算细账的方式启发这位工人：“你一天刨30车炭，相当于105斛，一斛炭卖一块六，一共能卖168块钱，结果你自己仅得到4毛钱，其余的钱都进了资本家的腰包了，你说是不是?”

工友恍然大悟：“对，对，对!我明白了，他们的钱就是这么得来的呀!”

通过深入交谈和点拨，矿工们逐步开始认识到一些普通道理。

这年秋天，贾汪矿区连续5个多月未见有效降雨。粮田干裂，手指宽的网格状，纵横交错。蝗灾严重，密度达到每平方米1000多只，起飞时成群成片，遮天蔽日。降落时地下铺满一层，密密麻麻。所过之处，农作物几乎全被啃光，受灾面积多达10万余亩，秋粮减产80%以上。人们焦虑地望着久旱无雨的天空，仰天长叹，默默祈祷，企盼早降大雨，给万物以滋润，缓蝗虫之灾情。

上海远记公司与贾汪煤矿公司签订了代办合同后，煤炭生产一度有所恢复，日产量达到500吨，但总经理李剑池，原是一名律师，办矿本非所长。生产初步恢复，经营形势稍有好转后，他未经确切勘探、认真设计，即投资在矿场西南开凿四号井、五号井，大量收购“窑木”用作支护。但矿方所购木料只打欠条不付钱款，还常常派出矿警，对前来讨要木料钱的工人和村民进行谩骂殴打，人们愤怒之极，犹如一堆干柴，只差星火即可燃烧。

鹿周继立即将矿场情况分别向中共徐海蚌(徐州、海湖、蚌埠)特委和中共铜山县委汇报，建议组织一次斗争，打击资本家的嚣张气焰，维护矿工和村民的根本利益。中共徐海蚌特委和中共铜山县委经过认真研究和分析，一致认为，时机已经成熟。

事不宜迟，大家分头行动。赵龙云亲自写了一份通告：“敬告四方亲友，凡出售给远记公司窑木没给钱的，请务必于农历十一月十二日持欠条到贾汪官房子门前集合要账，到期不去者，欠条作废。特启”。

隆冬深夜，月牙早已不见了踪影，大地上洒下一层厚厚的银霜。兴奋的鹿周继，没有丝毫寒意。他从满天繁星中看到了那颗眨巴着眼睛的启明星，敞开旧棉衣，迈着坚定的步伐，连夜赶回矿上，顶着寒风把通告一张张地贴了出去。贫瘠而有些许喧闹的矿区，露出了黎明前的曙光，偶尔传来一两声狗的吠叫，被阵阵清脆的公鸡鸣叫声淹没，仰望初现鱼肚白的东方，鹿周继自言自语地说了句：“天要亮了。”

1928年12月23日，农历十一月十二日，经过鹿周继等人的周密部署和精心发动，周庄集、黄集、邵家楼、薛家湖、牛楼、小塔山等地的800多名工人和农民，陆续来到贾汪煤矿南场子。徐海蚌特委书记蒋云脚穿青布鞋，身着粗布短褂，头戴一顶旧毡帽，与特委委员张仲逸一起赶到贾汪，坐镇东门外“马家饭店”指挥斗争。

鹿周继和经过改组刚到任的铜山县委书记赵龙云一起，分别穿着一身旧棉袄，揣着提前转买的两张欠条，领着人们去找远记公司的管账先生，但管账先生早已闻风而逃。鹿周继鼓动人们砸开账房屋门，然后去官房子找矿场经理李剑池。李剑池见势不妙，即令手下紧闭大门。

“李剑池滚出来，滚出来!”一向温顺的人们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怒吼。但李剑池跟缩头乌龟一样，始终不肯露面。

急中生智，鹿周继喊来了10多名青壮年，扛来一段又粗又圆的木棒猛撞大门。随着“咚咚”几声巨响，矿场经理办公的官房子大门被撞开了。人们跟随鹿周继潮水般地涌进了大院，齐声喊道：“还我窑木钱，还我窑木钱!”

李剑池惊恐地命令伪矿警队镇压，当场就有一个农民被刺伤。伪矿警队长刘德藩见鹿周继始终走在前面，便皱着眉头，歪着脑袋，斜着双眼，狡黠地问道：“你煽动闹事，把你的欠条拿来看看!”

鹿周继不慌不忙地掏出早已准备好的35吊钱的欠条，在空中挥舞着，气愤地说：“今年持续干旱，蝗灾严重，眼下年关已近，没有办法我们才卖树，可你们到现在都不给钱，还经常打骂我们，是何道理……”

两个矿警不容分辩，一边一个扭住鹿周继，双方开始撕扯起来。

见此情形，人群中的赵龙云急忙登上旁边的一个高石墩子，大声喊道：“远记家开矿凭什么?凭他们有钱吗?可他们有钱不还账，分明就是想赖账!各位兄弟爷们，咱们人穷骨头不能软，他们欠账不还，还抓咱们的人，今天咱们一定要讨回公道!”在他的鼓动下，群众的情绪更加激动，几百人一哄而上，不顾矿警们粗暴的阻挡和拦截，冲进了李剑池的办公室。

狡猾的李剑池害怕事态进一步扩大，担心群众砸了他的保险柜，无奈之下，狼狈地与群众见面，并让选出代表进行谈判。人们立即选出鹿周继、赵龙云等5名代表。

此时的李剑池，没有了往日的威风，装出一副可怜而慈悲的样子，答应先付清5名代表的欠款，但遭到代表们的一致拒绝，强烈要求把欠大伙的钱全部还清。

李剑池见代表们不惧威胁，不受利诱，便使出无赖伎俩，答应先支付百分之二十的欠款，余款以后再说。代表们坚决不同意，义正词严，据理力争。慑于工人和四乡群众的威势，李剑池最终同意先偿还30%的窑木欠款，其余70%欠款保证在10天内还清。得到这样的答复后，人们才有组织地陆续散去，徐州煤矿第一次工人运动初战告捷。

在随后几个月里，按照中共铜山县委的指示，鹿周继充分利用在群众中的威信，重点培养骨干力量，先后发展了丁胜银、周彦清、马广胜、齐广元、鹿美继等6名共产党员。

1929年5月，徐州煤矿第一个共产党支部——贾汪煤矿特别党支部正式成立，鹿周继众望所归，当选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寒冬过后是春天。几声巨雷响过，久旱逢甘霖，春雨洗礼后的常青树愈发葱翠，饱经风霜严寒的各种花木迫不及待地竞相含苞欲放，原本枯黄的杂草露出了些许嫩叶尖芽，伴随着温暖的东风，充满着希望和无限憧憬的春天，已经悄然来到贾汪这片古老的黑色热土地上。

1929年5月10日，这天原本十分普通而平常，可对于贾汪煤矿而言，注定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划时代的喜庆日子。

当天晚上8点多钟，中共江苏省委、徐海蚌特委书记蒋云，委员张仲逸，铜山县委书记赵龙云和鹿周继等人，悄悄地走进贾汪大泉村北一间简陋的小屋内。一盏边沿有两个豁口的破旧油灯，不停地跳闪着灯花。微弱的光线，照着几张粗糙的黑脸和几双炯炯有神的亮眼。大家用力握住对方的手，不停地摇晃着，久久不愿松开。随后，丁胜银、周彦清、马广胜、齐广元、鹿美继等人也先后从四面八方赶来，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喜悦之色挂在脸上。

经上级党组织批准，贾汪煤矿第一个共产党支部——贾汪煤矿特别党支部正式成立了。鲜红的党旗，悬挂在小屋的后土墙上。在庄重而神秘的会议上，鹿周继以较强的组织活动能力，以及“窑木斗争”中的出色表现，当选贾汪煤矿特别党支部书记。蒋云、张仲逸、赵龙云等人对鹿周继组织的这场斗争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扬，认为“窑木斗争”打击了反动资本家的威风，广大矿工和农民有所觉醒，党员形象得到了初步展现。会议还传达了铜山县委发出的《为黄花岗纪念日告全体工农兵学生劳苦群众书》。中共江苏省委、徐海蚌特委书记蒋云代表上级党组织，要求贾汪煤矿特别党支部充分发动，采取各种形式和有效方法，团结更多的矿工和群众，取得抗争的更大胜利。

此次会议的圆满召开，意味着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在沉沉黑夜中点燃，斧头、镰刀组合的鲜红旗帜在贾汪这块黑色的土地上空高高飘扬，在徐州、江苏省乃至全国亿万矿工心中树立起一座永垂千古的不朽丰碑。

时隔10个月，鹿周继再次成功组织了一场工人运动----徐州煤矿史上著名的罢工斗争“大闹铁道门”，威震全国。

1929年6月份，徐海蚌特委多次领导农民武装暴动失败，为使徐州党组织免受更大损失，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撤销中共徐海蚌特委，中共铜山县委也随之解体。随后指派沪宁特委巡视员陈治平、中央特科蔡一平到徐州恢复党组织。9月2日，江苏省委批准成立徐州县委，陈治平任书记，鹿周继、鹿世昭、蔡一平为县委委员，铜山县委书记赵龙云为候补委员。

这年10月，贾汪远记公司开凿四号井、五号井，打进100多米不见炭层，投入大量资金无法收回，便设法转嫁损失。他们以一号井失火封闭和煤炭运输不畅为由，恶意克扣工人4个半月的工资。产业工会(徐州煤矿史上的第一个产业工会，成立于1928年4月，推选傅宗岐为工会常务理事，王振远为指导员，杨振廷、陈子麻为理事)多次跟矿场经理李剑池交涉，资本家均以各种理由和借口搪塞和推脱，并想出各种花招，变本加厉地坑害工人。他们以炭票抵工资，发给工人的炭票面值是0.64元，实际到工人手中的炭票仅值0.22元。炭票不能买粮食，还必须买远记公司的炭。为了养家糊口，工人们不得不忍饥挨饿，坚持下井，甚至以树叶、树皮、野菜充饥。工人中流传这样的歌谣：贾汪窑，倒霉蛋，三个车头烂对半。三号井，不出炭。大烟筒，裂两半，七道箍，八道绊。袁世传，不拨钱，陈子安，不见面。煤炭票，不顶钱，苦得窑户赛黄莲。

为帮助工人们讨还欠款，拯救于危难之中，鹿周继一边组织地下党员和骨干群众四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揭露反动政府和煤矿资本家对工人、农民的剥削，一边多次找到工会常务理事傅宗岐，经过反复引导启发，傅宗岐及时召开了工会常务理事会议，反复研究和商讨，决定再次罢工，揭露资本家的恶意行为。矿场经理李剑池似乎也预感到什么，急忙收拾财物准备逃回上海。鹿周继得到消息后，立即与傅宗岐商量，决定提前罢工。按照事先安排，让锅炉房工人姚成才拉响汽笛作信号，1000多名矿工闻声停工停产，操起锨把、铁棍，拥向铁道门，高喊着“不补发工资，决不复工”的口号，将李剑池的住宅“官坊里”包围，禁止人员出入。

矿场经理李剑池多次寻找机会逃跑，均被工人堵了回去。无奈之下，李剑池派伪矿警队稽查员闫景富带着3000块大洋，收买工会委员，遭到严词拒绝。李剑池假惺惺地表示愿意与工人谈判，故意拖延时间，同时派人带着5000块大洋，到徐州警备司令部，买通了警备司令马鸿奎，军阀马鸿奎派出一支40多人的骑兵队，赶来镇压工人，保护李剑池。

在鹿周继等人的发动之下，工人们不畏强暴，拿起铁锨、棍棒奋勇搏斗，拦截火车时，遭到警备司令部骑兵的刀砍、枪击，工人们拾起铁道上的石块继续还击，矿工张振元身上四处受伤仍不退却。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周折，李剑池在骑兵队员的全力保护下，好不容易逃上了小火车。一名骑兵队员用枪逼着小火车司机魏宝云开车冲出去，魏宝云不畏强暴，大义凛然地说：“没有工会常务理事的命令，我决不开车!”骑兵队员丧心病狂地向魏宝云的大腿开了一枪。矿工们见小火车没有启动，急忙关上铁道大门，扛来铁棍将铁门顶上，手挽着手，站在门前全力拦截。

马鸿奎的骑兵们纷纷赶来，抡起大刀砍伤丁玉顺等工人，见工人们坚贞不屈，仍然不肯退让，竟然开枪打伤了6名工人，拉着李剑池强行逃出。鹿周继果断地组织工会常务理事傅宗岐、指导员王振远、理事扬振廷、陈子麻等5名代表，坐火车赶到徐州与军阀马鸿逵交涉。通电全国，控告资本家克扣工人工资，勾结军阀部队镇压煤矿工人的罪行。徐州市各界工人走上街道，集会声援，打出“坚决反对镇压贾汪矿工”、“不能克扣工人工资”等标语横幅，游行示威，全国各地先后发来34份电报表示慰问。

在强大舆论和工人的强烈要求之下，李剑池被迫作出了让步，答应了工人们的要求，补发了所欠矿工的全部工资，并给受伤工人发放了养伤费，震惊全国的“大闹铁道门”罢工斗争在胜利的凯歌中宣告结束。

受此斗争影响，铜山板桥一带20多个村庄的1000多名群众组织开展“白布会”，展开反抽布捐的斗争。微山湖几千群众掀起抗官租斗争，马山、李庄、行山等雇农和郊区农民自发组织开展了增资、减租等斗争。一时间，矿区周边群众斗争风起云涌，沉重地打击了资本家的嚣张气焰，为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29年11月14日，中共铜山县委向江苏省委报送的工作报告中，对鹿周继等地下党组织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

“……工人这次斗争在组织上有很大进步。过去贾汪工人斗争很久地停滞在原始式的无组织的状态中，这次斗争是工人自主的完全参加，且坚持5天之久，还能组织纠察队去站岗，这都是贾汪工人在斗争中组织进步的表现……破除了过去工人的幻想与畏惧心理……要加强对于贾汪工人支部的工作指导，帮助鹿周继同志……”

革命跌入低谷，鹿周继等共产党人，坚持开展地下活动，抗击日本侵略者。

1929年12月24日，古老的彭城，普降大雪，地面平均积雪达到30厘米，气温骤然降到零下19摄氏度，滴水成冰，屋檐冰柱足有一米多长，这是徐州地区有记载以来最低气温。

与如此寒冷的冬天一样，中共徐海蚌特委经历了一段低潮时期。1930年初，鹿周继因工作需要调离贾汪煤矿。而就在这一年，徐州党组织贯彻李立三“左倾”路线，组织吴窑暴动失败。当年7月，中共徐海蚌特委根据省委指示，两次给中共铜山县委发出有关起义的指示信。铜山县委研究决定，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吴窑举行起义。

吴窑位于铜山县的东北面，驻有国民党的1个乡公所。村内有10余户地主，依仗其地广枪多，又有保卫团，肆意欺凌百姓。为反抗反动统治的剥削和压迫，早在1927年，鹿周继、鹿卓继、鹿世昭等党员，就曾接受中共铜山县委指示，到该地区发展组织，开展斗争。先后成立了群众性斗争组织“白布会”和“租地会”，为起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7月20日，根据起义需要，中共徐海蚌特委改为徐海蚌总行委，由王洪、陈履真负责，铜山县委亦改为县行委。起义前夕，王洪、陈履真到吴窑具体指导。原共青团徐海蚌特委书记万众一，在吴窑召集党员及积极分子，进行起义动员。县行委对起义也进行了周密研究，先后召开了4次党员骨干会议，统一思想、制定计划、筹备武器，明确鹿世昭为起义总指挥。

7月23日下午5时，鹿世昭、鹿卓继率领100余名起义队员，以给国民党乡公所头目杨怀山吊孝为名，向吴窑进发。队伍进入吴窑后分成两路，一路由鹿卓继率领攻打乡公所及保卫团的碉堡，缴枪10余支。随后冲进地主鹿国继、鹿惠继、鹿良继等家，将这些恶霸全部关押起来，缴获10余支枪支。黄昏时分，敌乡长鹿世任在回乡路上，被鹿卓继开枪击中，两天后死去。另一路由鹿世昭率领，包围地主鹿世新家。接着赶至曾杀死7位农民的地主鹿金唐家，鹿金唐假装投降并乘机取枪，击伤1名起义队员后仓惶逃窜。起义队伍攻占石蒋圩和小南庄之后，转移到泉河头、罗家圩一带活动。

吴窑起义使反动当局和恶霸地主极为恐慌。国民党铜山县政府张贴布告悬赏缉拿鹿世昭等人，派出宪兵队、各乡地主保卫团和联庄会等反动势力进行残酷镇压。鹿世昭年仅3个月的小儿子被地主鹿岑继的弟媳活活摔死。为保存骨干，积蓄力量，徐海蚌行委决定，起义领导人全部分散隐蔽。1931年2月23日夜，鹿世昭与起义队员魏家治秘密回吴窑开展工作，不慎被坏人发现告密，鹿世昭、魏家治遭地主武装偷袭壮烈牺牲。党组织遭到破坏，白色恐怖严重，贾汪煤矿党支部工作一度停止。

直到1931年3月，中共江苏省委指示“加紧两路(津浦、陇海)和三矿(贾汪、枣庄、烈山)的工作”。当年6月，中共铜山县委派县委秘书戴晓东、赵淑琳(戴的爱人)、张景嵩和小陈4名党员到贾汪煤矿，装扮成一个姨表兄弟的家庭，以当矿工为掩护，散发并张贴《十一月革命鼓儿词》传单，自编《十大恨》歌词，介绍俄国的十月革命，宣传马列思想，揭露资本家对矿工的剥削，宣传党的主张，动员广大矿工联合起来，同资本家斗争。

1938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贾汪矿区，齐藤弼州带领6名职员、200多名荷枪实弹地接管了贾汪煤矿，并改名为“柳泉炭矿”，齐藤弼州任矿长。日本侵略者们极力扩大生产能力，对煤炭资源进行疯狂的掠夺式开采，相继开凿了夏桥南、北斜井，并将矿专用铁路改为宽轨与津浦铁路连接，对矿工采取高压政策，实行暴力统治。矿井大门时刻都有持着枪械的日本兵把守着，职工们胆战心惊地走进矿门。最可怜是那些从河南商丘等地骗来的400多名劳工，在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的摧残下，死得仅剩几个人。

当时，这批用枪械押来的河南籍劳工，住在贾汪的北宿舍，为防止他们逃跑，日寇在四周围上了通电的铁丝网。劳工们十几个人住在一间阴暗潮湿、既不挡风也不挡雨的破旧房屋内，吃、住、拉、尿全在屋里，加之井上井下就那一身破衣服，成了名副其实的“臭窑子”，吃的全是麦麸子窝窝头，且掺有沙子、老鼠屎，甚至连凉水都喝不上，有时只能就着馏汤水将半生不熟的窝窝头硬咽下去，如此恶劣的生活环境，造成了瘟疫的流行。日寇根本不顾矿工的死活，只要矿工有一口气，他们仍会逼迫职工们每天下井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在瘟疫流行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有尸体往外拖，最多一天往外拖出十几具尸体。刚开始还用几块薄木板钉个木头匣子装上，后来死的人多了，日寇就直接将矿工的尸体扔进距北宿舍不远的一个臭水沟里，不等天明，尸体就被野狗撕得一片狼藉，惨不忍睹，也就是从那时起，人们称那片水沟为“万人坑”。

在此期间，田汉、洪琛、姚雪垠、李可染、冼星海等文化界名人汇聚徐州。冼星海在徐州创作了《保卫大徐州》歌曲，鼓舞徐州军民的抗战斗志：“徐州，是古战场，英雄的故乡。好男儿，要立志，挺起胸，拿起枪，冲锋向前方，保卫大徐州，保卫我家乡。日本帝国主义必定灭亡，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嘹亮的歌声鼓舞徐州人民奋勇抗日的激情。

鹿周继和鹿卓继、鹿世合等党员一起，则在紫庄一带，先后组织起抗日武装队伍，与铜东地区和邵楼一带的另两支武装力量形成犄角之势，联合组织开展地下活动。不久，3支武装在吕梁山区会合，共130余人，组建成苏皖抗日游击队，在海郑公路(淮海至郑州)两侧打击日寇，体现出对伟大事业的满腔热忱和对党组织的赤胆忠心。

1941年，鹿周继重返贾汪，第三次组织工人运动----“红粮斗争”，再获全胜。2006年，《徐州抗日英雄碑廊》在徐州泉山森林公园落成，鹿周继等60名抗日英雄名列其中，载入史册。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反共浪潮骤然升级，党组织活动十分艰难。上级组织指示各县委“长期埋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为加强抗日斗争力量，鹿周继按照要求再次回到贾汪，以乡公所自卫队长的身份为掩护，开展情报工作。中共铜山工委负责人李益民派杨光到贾汪，任特别党支部书记，与鹿周继单线联系。特别党支部的工作方针是：埋头苦干，长期打算，楔下钉子，等待反攻。主要任务是组织工人运动，开展情报工作，发展地下组织。重点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开展情报工作，了解贾汪周边日伪兵力、建制、武器装备、活动等情报，及时送到八路军根据地。鹿周继积极活动，在出色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的同时，继续培养和发展骨干力量和积极分子，先后介绍发展了8名党员，包括大泉学校教师彭广俊、乡公所文书之子诸庆琳等。

1941年底，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日寇全面实施“以战养战”战略，对贾汪煤炭进行疯狂的掠夺性开采，强迫工人多采煤快出炭，正常日产煤炭五六百吨，最高日产原煤达到2000吨，主要供给上海、苏州、无锡、南京等日本侵略军所用，对煤矿工人的剥削和压榨更是变本加厉。

当时粮价飞涨，日本人从外地购来红粮(高粱)，矿工每出勤一个班，发给一长方形木盒子红粱，约有一斤重，工人们就用各自所戴柳条帽倒回去，根本无法养家糊口。他们推举代表多次向日本统治者交涉，要求合理发给口粮，保证基本生活。但日方始终以运输困难为由，拒不答应，激起了工人的强烈不满和愤慨。

一天晚上，阴沉沉天色，笼罩着矿区，大泉西菜园的地棚里，点亮了一盏油灯。灯光下围坐着中共地下党员鹿周继、王朝胜、彭广俊和积极分子丁昭德、曾广明、张广元、张静德、于登法、庞明伦等人，他们在悄悄地商议、策划着罢工事宜。

第二天，他们走乡串村，分别到工人集中居住的地方进行串联沟通，说服工人停工停产，不去上班。工人骨干刘义芝鸣锣高呼：“鬼子不给粮食，大家都别下井了!”

工人在长期被凌辱、压抑之下所郁积的愤恨，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大家一呼百应，揭竿而起，全矿13个包工大柜的3700多名矿工集体罢工，并自发组织起纠察队，在村头、路口轮换设哨，劝说阻止不知真情准备上班的矿工。

日本侵略者眼见矿场的一切生产活动全都停止，大为惊慌，把王朝胜抓去，采用压杠子、灌辣椒水等手段，刑讯逼供，让他说出组织人员名单。王朝胜坚贞不屈，拒不招供。日本把头又组织人员分别到工人家中进行游说，遭到了工人们的一致拒绝，强烈要求放出王朝胜。在坚持罢工七天后，日本鬼子无奈地放了王朝胜，并答应给工人每班2斤“红梁”，罢工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但狡诈的日本鬼子勾结包工把头，将发给工人的高粱掺上砂子、泡水后发给工人。鹿周继与党员彭广俊、张金桂等人再次发动掀起“红粱”斗争，不允许把头在高粱里掺砂、加水，同时要求每人每班增加1角钱工资。迫于鹿周继等人的强硬态度和煤炭需求形势，日本人只得乖乖地答应了工人们的要求。

1944年，贾汪煤矿特支书记杨光，在坚持地下斗争三年之后，因身份暴露，由中共铜山县委敌工部部长邵晓平连夜通知撤离贾汪，随后，鹿周继也调离贾汪。解放后，鹿周继任徐州市交通局党委工会主席，直至1983年离休。1994年11月17日，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徐州煤矿红色奠基人走完了他83年的辉煌历程。

2005年4月，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都市晨报》和徐矿集团海外联谊会联合筹划，民间自费筹款修建“徐州抗日英雄碑廊”。经过抗日英雄碑廊筹建委员会反复查找、核实、筛选，报经徐州市委宣传部审核，最后确定了60位抗日英雄入选，贾汪煤矿第一任特别党支部书记鹿周继名列其中。2006年8月15日，“徐州抗日英雄碑廊”在徐州南郊风景秀丽的泉山森林公园正式落成，整个碑廊共108块碑石，总长120米。碑廊既有60位抗日英雄的事迹，也有与徐州抗日英雄事迹有关的各级领导人题词，包括毛泽东、邓小平、朱德、刘伯承、陈毅、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还有包括臧克家、马亚在内的40多名著名书画家的书画。当人们站立在碑廊前，缅怀抗日英雄事迹时，同样不会忘记徐矿集团等知名企业和海内外众多仁人志士的慷慨解囊，也不能忘记徐矿集团退休干部赵立身、李国岱等人的精雕细琢和辛勤劳作，他们以自己的民族激情与无私奉献，为后人树立起这座永垂千古的不朽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