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艰苦的岁月和家里的老房子跟我的记忆是连在一起的。以一九七八年这一条时空的分水岭为界线，我家在住房问题上创造和改写了一个又一个历史。

祖父留给父亲的家当除了三间牛棚般低矮破败的瓦房外，就是一些不値几文的破家什。那三间破烂的瓦房，地势特别低，周围的房屋高高地把所有的阳光都挡住，我家像处在一个暗无天日的深井里，外边阳光火辣时我家里也是凉飕飕的，屋里黑洞洞的，大白天进屋找东西都要打电筒，怕黑的我根本不敢独自在家。直到电线架到家门口，家里有了电灯，那个黑洞洞的家才少了一些恐惧。我才从长期的恐惧中解放出来。由于房屋地势低，阴天下雨，房后厕所里的水就会顺着老鼠洞往我家屋里流。家中一下子臭气熏天，父亲只得忙着把水一瓢一瓢地舀出去。到我三岁时，两位叔叔和父亲分了家，三间瓦房我家分得一间，我们姐弟四人只得和父母亲同居一室。

家里孩子多,口粮老不够吃。随着包产到户政策的落实,这个老大难问题才得以解决。包产到户后,父母亲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勤劳的种子结出了甜蜜的果实,我家彻底摆脱了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窘迫生活。记得从前口粮不够时,母亲总要在饭头上打一些面果(麦面加水拌成颗粒状)，或在饭中掺入洋芋、豇豆等蔬菜。每天吃饭时,一家老老小小都被噎得伸着脖子打隔儿。家里粮食充足后,母亲养了肥猪,每年卖上几头,父母手头也宽裕了。一九八四年,住怕了黑屋子的父亲在村后半山腰批了一块地，盖了五间高高的大瓦房，一家六口人才有了自己的住处——告别了“群居”。可这山头上的房子也不好住,吃水要到村前几百米远的水井里挑，出门骑单车得先用肩膀扛上扛下，一家人独居山上，成了“山寨王”。

多干多得，少干少得，不干不得;“黑猫黑猫，拿到老鼠就是好猫”。这些理念把父亲唤醒，他喊上村里一帮血气方刚的汉子走出了家门，去了离家六十公里的南华，在南华吕合煤矿“安营扎寨”，成了一名挖煤工。五年，十年，十五年，随着岁月的更迭，我家的生活在父亲的拼搏下驴打滚般翻了一次又一次身。何止是我们家，跟父亲一起出去的人也一道走向了富裕。一九九二年，过怕了爬高上低日子的父亲把山上的房子卖了，到村尾批了一块平整的地，盖了三间砖混结构的房子，在院子里打了水井，还在房顶上安装了太阳能，吃水方便了，再也不用洗冷水澡了，父亲被视为村里的能人。

住的问题解决了，吃的用的也改善了许多。早先家里唯一的家用电器是一个“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那时只记得父亲特别爱惜它，收音机下边垫了一块绒绒的布，上边盖了一块崭新的毛巾。父亲不在家那半导体谁也不敢动，父亲一回来，半导体叫得可凶了，大半个村的人都能听到。那半导体是在昆明工作的姑妈送的。后来家里买了一台14寸“金星牌”黑白电视机，电视买来的当天，父亲在家里摆了几桌，请了好多亲戚朋友来庆贺，当晚我家院里被围得水泄不通，看电视的乡亲们把我家大门都要挤倒了，院墙上也爬满了人。再后来又买了一台21寸“北京牌”彩电，现在为满足家中各人的口味，避免争抢频道，家里每个人都拥有了一台彩电。那台小黑白电视成了古董。几年前，父亲和村里的一伙人邀约到北京耍了几天，大饱了眼福口福心福，“乡巴佬”进京，为村史抹上了光彩的一笔。

电扇冰箱电视机，家里样样齐全。家乡是我们全家的衣胞之地，父亲做好了叶落归根的打算，前不久父亲突然想通了，打算把老家房子卖了，资助哥在城里买房。把家搬进了城，完成了农村向城市的迁徙。依着这份富足，我和哥顺利完成学业，都成了光荣的人民警察。

安全是天，安全就是最大的效益，安全连着一家人的幸福。每当看到电视或报刊上报道的那一桩桩触目惊心的煤矿事故，我的心里总会有许许多多的感叹。为父亲二十余年煤矿工作的安全感叹，为我们家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而感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一家的幸福之花，是父亲二十余年安全生产浇灌出来的。

(作者单位：云南省楚雄市楚雄监狱)